周作人一生中曾學過英語、日語、希臘語、世界語等6種外語，其中除梵語和俄語因故中途而輟外，其他4門外語都達到了運用自如的程度。在外語方麵，他同樣恪守了學以致用的原則，曾分別用它們譯出過數量不等的外國文學作品。
周作人對外語的偏愛程度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外語對他而言並不隻是一塊“敲門磚”，而是成了另一門雜學，他能從外語學習中領受到他人難以領略到的趣味。以日語為例，他就曾這樣說道：
我看日文的書，並不專是為的通過了這文字去抓著其中的知識；乃是因為對於此事物感覺有點興趣，連文字來賞味，有時這文字亦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離，雖然我們對於外國文想這麼辨別，有點近於妄也不容易，但這總也是事實。我的關於日本的雜覽多與情趣為本，自然其態度也與求知識稍有殊異，文字或者仍是敲門的磚頭；不過對於磚也會得看看花紋式樣，不見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周作人，1999：630）
同其他同時代的作家一樣，周作人對語言有著特殊的敏感，並形成了對語言終生不變的興趣，而這種興趣最初是在南京求學期間培養起來的。據《知堂回想錄》所記，他在南京水師學堂學習英文時使用的是商務印書館的《華英字典》，後來又得到了嚴複的《英文漢詁》，其中許多稱作“析辭”的詳細解說曾使他讚歎不已。後來學堂又發了一本“馬氏”文法，這本書直到20年後仍被他完好地保存著。他常說自己能像讀小說一樣讀文法書，而且有些文法書比小說還更有趣。他曾以極大的興趣鑽研了日本語（包括古日語）、希臘語、英語（包括古英語）、世界語，而且對這些外國語言字義與語氣的微細之處，有著極深的體味。周作人對於語言的持續熱情與高度敏感，他的淵博的語言知識和深厚的語學功底，所有這些都賦予了他有最充分的條件，從而使他能夠為中國現代文學語言的變革與建設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一個人到了把外語也納入自己雜學範圍的地步，這其中的深味也許隻有當事者本人能夠真正地領悟，而對於一般人來說，假如沒有周氏那種近於禪宗似的閑適、淡泊、節製的性情、性格與思維方式，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進入這種境界的。
以上可以看出，周作人的雜覽與雜學具有3個方麵的明顯特征：其一，他雖然雜覽無際，但對於雜學的涉獵與研究卻有個主次輕重；其二，他一生治雜學20餘種（包括《我的雜學》中沒有談到的），但所有這些卻雜而不亂，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融於一個有機的體係中；其三，這一有機的整體前後基本上是以線性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展開的。
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他的雜學的中心是文化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所具有的廣博的內涵不僅給了他無窮無盡的著譯上的靈感與源泉，而且也使他的以人道主義為支點的文學創作與翻譯思想得以雛形並臻於完善。至於第二個特點，我們隻需要看看《我的雜學》一文中的前後兩端：作為第一種雜學，古文為他奠基了中國傳統文化方麵的雜學知識，作為最後一種雜學的外語則引導他從國內走向國外，從傳統走向現代，並使他由此開始走向更廣闊的雜學領域。關於最後一點，我們不擬多作說明，隻將《我的雜學》一文圖解化，從中也許不難看出周作人畢生所治雜學的大致脈絡：
最後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同其他任何方麵一樣，學以致用的原則也是周作人在雜學領域追求的最終目標，正如他在《愚人的自白》中所言：“近來我曾說，中國現今緊要的事有兩件，一是倫理之自然化，二是道義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據現代人類的知識調整中國固有的思想，後者是實踐自己所有的理想適應中國現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這才是他畢生如饑似渴地博覽群書、永無止境地致力於雜學的真正用意所在，而且事實表明，通過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他也的確卓有成就地實現了自己的目標，或者說至少在諸如兒童學、神話學、性心理學等方麵實踐了自己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