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出生於浙江紹興一個沒落的士大夫家庭。魯迅，原名樟壽，字豫才，後取名樹人；周作人，原名？壽，字啟明，晚年易名遐壽。兩人雖年有長次，性格迥異，且最終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早年卻有著許多相似或相同的經曆：都曾在私塾接受過正統的封建教育，飽讀“四書”、“五經”和大量蒙學讀物以及許多明清舊派小說；都曾背叛仕途到南京洋學堂求學，並通過嚴譯赫胥黎的《天演論》首次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先進思想；都曾買舟東渡，負笈日本，其間又進一步受林紓、梁啟超等清末翻譯家的影響而開始了自己的文學翻譯和創作生涯；都曾是五四文壇的驍將，成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拓者……也許正是這些難得的契合點才使他們攜起手來，在我國早期譯壇上共同開創了一代譯風，為草創時期的翻譯事業做出了一番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
一般認為，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第一本書是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而事實上，兩人最早的合作應追溯到兩年前付梓的《紅星佚史》一書。《紅星佚史》原名《世界之欲》（The World s Desire），是英國作家哈葛特（Sir Rider Haggard）與安德魯？朗（Andrew Lang）合著的小說，其中正文部分由周作人用文言翻譯，十六節詩歌由魯迅用騷體譯出。除此之外，在東京留學期間，兩人還合譯了匈牙利作家育環摩爾的《匈奴奇士錄》和《黃薔薇》以及俄國作家阿？托爾斯泰的《勁草》等小說。由此可見，《域外小說集》的問世隻能說是周氏兄弟合作中的最偉大的裏程碑。關於這本書，周作人在1921年新版序言中說道：“一共收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譯的短篇，可以說全在裏麵了。隻是其中的迦爾詢的《四月》，安特萊夫的《謾》和《默》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譯的。”回國以後，兩人又於1922年、1923年相繼合譯並出版了《現代小說譯叢》（收20篇，其中魯迅譯9篇）和《現代日本小說集》（收30篇，其中魯迅譯11篇，周建人譯3篇）。1924年前後，魯迅與周作人因家事糾紛而割斷手足親情，至此，一直被我國當時文壇傳為佳話的“周氏兄弟”終於不歡而散，甚至反目成仇，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嗟歎的憾事。
如上所述，談到周氏兄弟的合作，人們普遍認為魯迅在翻譯中總是起主導作用的。的確，在選材、校訂、出版發行等方麵，魯迅無疑做了大量不可或缺的工作，但就譯文本身而言，則主要是由周作人執筆完成的。以《域外小說集》為例，雖然周作人承擔了絕大部分的翻譯內容，而後人在評價該書時則大都避開了這一點。韓非子雲：“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誠然，魯迅偉大的一生是舉世公認的，周作人政治生涯中的汙點永遠也無法抹掉，但有一點需要明確的是，對於後者在文學創作及翻譯方麵所取得的成就卻不應該全盤否定，或者人為地加以掩蓋。
公允地說，在早期的默契合作中，如果說兩人之間存在著影響的話，那麼這種影響也是相互的。例如魯迅在《一個青年的夢》譯文序中說，他是看了周作人的《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一文後，受到啟發才著手翻譯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更多情況下，兩人都是不分彼此地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比如在談到《勁草》的翻譯時，周作人曾有過下麵的回憶：“陰冷的冬天，在中越館的空洞的大架間裏，我專管翻譯起草，魯迅修改謄正，卻一點不覺到困乏或是寒冷，隻是有興趣地說說笑笑，談論裏邊的故事。”（周作人，1999：198）當然情況也並非總是如此。明治四十年代的日本不是理想的天國，留學生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在這樣的困境中奮鬥，兩人總難免有發生衝突的時候：“住在伍舍裏與魯迅兩個人，白天逼在一間六席的屋子裏，氣悶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和魯迅起過衝突。他老是催我譯書，我卻隻是沉默地消極對付。有一天他忽然憤激起來，抬起老拳，在我頭上打了幾下，便由許季？起來勸開了。”（周作人，1999：199）關於這種衝突原因，筆者認為既可以上升到思想境界或認識的高度加以分析，即周作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追隨魯迅從事文學翻譯的，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方麵的因素，比如就性格而言，魯迅剛毅果斷，且“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明顯地具有支配與抗爭的特點，而周作人則溫良敦厚，且“不狂，不怪，不邪，不傷，不浮，不躁”，更多地表現出服從與中庸的傾向。就此而言，如果一味認定當時的周作人是在故意以消極怠工的方式與魯迅將全部身心投入其中的嚴肅事業唱對台戲，便有些失之偏頗了。
總之，在周氏兄弟早期的合作中，我們既要肯定魯迅在選材等方麵所起的主導作用，同時也應承認周作人在每一本書中都承擔了主要的翻譯任務。無論是在東京留學期間，還是五四運動時期，他們都是根植於一種祟高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通過自己的方式在以啟發國民覺悟為主要宗旨的翻譯活動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