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周作人對於生物學的興趣隻限於一般的介紹，那麼他在這方麵的涉獵在意義上就要打折扣了，而這種取道也並非他一貫的風格。的確，周作人之與生物學，當然不能排除純粹的個人愛好，這一點正如他曾經所言：“派克洛夫所著《動物的求婚》與《動物的幼年》二書，我也覺得很有意思，雖然並不一定要尋求什麼教訓。”但總而言之，“尋求教訓”至少也是他從事這類雜學的目的之一。
在《我的雜學》中，周作人借用《論語》上的話說，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單從這句話來看，他要從生物學中尋求的教訓可謂是不一而足的。比如讀了湯姆森的落葉的文章，他從這簡單的自然現象中看到的是樹葉的忠誠等等，這是植物學裏得來的教訓，至於動物學，則更有值得借鑒的東西：
萬物之靈的人的生活的基礎依舊還是動物的，正如西儒所說過，要想成為健全的人必須先成健全的動物……鹿和羚羊遇見老虎，跑得快時保住了性命，跑不脫便幹脆的被吃了，老虎也老實的飽吃一頓而去，決沒有什麼膺懲以及破邪顯正的廢話……我們遏塞本性的發展，卻耽溺於變態的嗜欲，又依恃智力造出許多玄妙的說明，拿了這樣文明人的行為去和禽獸比較，那是多麼可慚愧呀。
周作人想要說明的是，動物的行為無論是柔弱還是殘暴，終歸是本能或本性所致，而人類應接受文明的約束，如果以弱肉強食或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學說來為自己的行為開脫，那便是虛偽的獸性，其結果是禽獸不如了。他接著說：“要提醒他們的迷夢，最好還是吩咐他們去請教螞蟻，不，不論任何昆蟲鳥獸，均可得到智慧。讀一本《昆蟲記》，勝過一堆聖經賢傳遠矣，我之稱讚生物學為最有益的青年必讀書蓋以此也。”
總之，周作人認為，生物學的知識未始不可以作為整個人生問題研究的參考資料，他甚至“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隻有記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為的標準”，而他從生物學的這種教訓所得出的人類行為的標準便是：“人類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們當然不能再退縮回去，複歸於禽道，但是同樣的我們也須留意，不可太爬高走遠，以至與自然違反。”
由此可見，周作人之所以要致力於生物學的研究，其目的主要在兩個方麵：一是求倫理之自然化，二是求道義之事功化，但除此之外，我們也不能忽略他作為文學家的另一方麵的追求，那就是體現為“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詩化的一麵。事實上，他在閱讀和介紹生物學著作時，曾不止一次地強調過作品的文學價值，而且他最喜歡的《塞耳彭自然史》及《昆蟲記》都具有極高的文學鑒賞價值，這也可以說是他出於天性的自覺的選擇。此外他自己的描寫草木蟲魚的文章不僅都是文筆優美，而且還常常引用著名詩人作家精彩的段落來營造更美的意境。比如《蒼蠅》中有琉善、荷馬及小林一茶對蒼蠅的讚美之辭，《鳥聲》中有薩福、納什和雪萊的優美詩句，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這裏隨手拈來兩例，其他便隻好從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