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雜學之十一》中，周作人這樣寫道：“我的道德觀恐怕還當說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與法兩家也都有點參合在內，外邊又加了現代科學常識，如生物學人類學及性的心理，而這後一點在我更為重要。”
眾所周知，無論之於個人，還是對於社會，道德觀的重要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就個人而言，有什麼樣的道德觀，就有什麼樣的思想與行為。道德觀念決定一個人的思想，是個人立足於社會的行為準則，這一點即可以認為是道德觀的微觀上的意義，也可以說是宏觀上的意義，因為個人的道德觀雖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它的培養與產生要受到客觀世界的影響和製約。換言之，社會製度和社會習俗是決定個人道德觀念的根本因素，作為社會一分子的個人如果要求得自身的發展，就必須以適應社會並推動社會的發展為前提。這是唯物主義的辯證關係，而作為思想家的周作人當然不會忽視這種關係，隻不過他的思想更多地是人道主義的成分，他的道德觀念也基本上是以人道主義為支撐點的。他考察文化人類學的觀點，從中得到的還是人道主義的精髓，他轉向生物學的理論，汲取的還人道主義的營養，這回又到了複雜的性心理，他自然會有同樣的收獲，而且所得益處更多，以至於“平時提及總是不惜表示感謝的”。
周作人關於性心理的研究可謂是相當複雜的，此外更為複雜的是，他從性的心理又一度轉向了女性學。據初步統計，他在這兩個方麵發表的文章不下200篇，涉及麵極廣，而且又不乏深度，因此我們隻能避繁就簡，對某些與性心理有關的問題少事探討。
在性心理方麵，對周作人影響最大的當推藹理斯其人。藹理斯（H.Ellis）是英國著名的善種學及性心理學家，此外他還是文學批評家，著有《性的心理研究》、《性的心理》、《隨感錄》、《新精神》等書，其中周作人倍至推崇的是關於純粹性心理研究的前兩本書，後兩本書主要涉及文藝思想批評方麵的問題，也有兩性、犯罪、釋夢等方麵的專門研究。
《性的心理研究》共6卷，首卷初版於1898年，是一套對於性心理進行周密研究的巨著。在本書中，作者首先高舉反對宗教禁欲主義的旗幟，指出畸形的宗教禁欲隻能摧殘人的身心健康，並最終導致畸形的心理和性格；但同時他又認為，禁欲亦是人性的組成部分，健康的禁欲觀念應當是歡愉與節製並存，二者並不相悖，實則相成，因為正常的禁欲即可以防止過度的歡愉或縱欲，又可以增加歡愉的程度。他又比喻說，一切生活都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進取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地生活，我們須得模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總之，生活的藝術，其方法“隻在於微妙地混和取與舍二者而已”。
正如周作人所言，藹理斯這裏所表現的是一種中庸思想，在性的問題上，中庸即是節製，其反麵為過度或狂恣。然而對於周作人來說，除了這種在調和狂熱與冷靜過程中形成的中庸思想外，還有另一種同樣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藹理斯從他的性學思想中抽象並使之升華的冷靜達觀而又不乏激情的人生觀：
有些人將以為我的意見太保守，有些人以為太偏激。世上總常有人很熱心的想攀著過去，也常有人熱心的想攫得他們所想象的未來。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間，能同情於他們，卻知道我們是永遠在於過渡時代。在無論何時，現在隻有一個焦點，為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我們對於二者都不能有什麼怨懟。不能有世界而無傳統，亦不能有生命而無活動。正如赫拉克來多思在現代哲學的初期所說，我們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雖然如我們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在不斷的回流。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沒。最好是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對於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們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順程即實現在我們身上。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這在路克勒丟思看來，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裏一樣，我們手裏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麵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將那光明固定的火炬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