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周作人來說，文化人類學幾乎是一個取之不竭的靈泉，安德魯？朗給予他的不僅是從神話、民俗等方麵的對於人類文化的一般性思考，而且還把他引向了某些更邊緣的探索領域。下麵讓我們探討一下他對於生物學的興趣，看看他是如何由人類而轉向了動物，又是如何將生物學方麵的知識運用於人類自身研究的。
周作人曾說，他對於人類學的興趣原因不在於“學”，而是在於“人”，而對於人的研究不僅要注重他所創造並置身其中的文化，而且還要考察他在自然中的地位，也即嚴複翻譯的《天演論》中所謂的“化中人位”。就是為了要弄清這個“化中人位”的問題，周作人順著這條路“略一拐彎便又一直引到了進化論與生物學那邊去了”。
早在十幾歲上，周作人就已經開始涉獵大量自然名物方麵的古書，這其中他最喜歡的是“唐代叢書”中的《毛詩草木疏》、《毛詩品物圖考》、《而雅音圖》、《本草綱目》、《野菜譜》、《秘傳花鏡》等書，尤其是《花鏡》一種，他不僅有石印的康熙原本，而且還買了一部日本翻印本，直到晚年，他對這本書的“愛好之心始終未變”。
《花鏡》是一本花木栽培方麵的園藝書，但它教給周作人的卻不是如何種花，而是對自然的熱愛。關於這本書的影響，我們可以看一看他1899年10月6日日記中細膩的描寫：
午至烏石墓所，拔老勿大約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長故名。高僅二三寸，葉如栗，子鮮紅可愛，過冬不凋，烏石及多，他處亦有之。性喜陰，不宜肥，種之牆陰背日處則明歲極茂，或天竹下亦佳，須不見日而有雨露處為妙。
早期的這些涉獵無疑培養了周作人對草木蟲魚的極大興趣，然而另一方麵，中國傳統的道教化與倫理化的自然觀（如雀入大水為蛤、腐草化為螢、蚯蚓與阜螽為偶、鳥反哺、羔羊跪乳等等）卻常常使他感到困惑，為此他曾不止一次地抱怨中國沒有真正的生物學，如“自然科學在中國向不發達，我恐怕在‘廣學會’開始工作以前，中國就不曾有過獨立的植物學或動物學”，又如“中國向來無動植物學，恐怕直到傳師給我們翻譯洋書的時候。隻在《詩經》、《離騷》、《爾雅》的箋注，地誌、農家醫學的書裏，有關於草木蟲魚的記述，但終於沒有成為獨立的部門，這原因便在對於這些東西缺乏興趣，不真想知道”等等。然而抱怨終歸是抱怨，他並沒有忘記一貫的做法，那就是“隻好到外國書中去找尋了”。
他也的確找到了，最初是懷特（G.White）的《塞耳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其後又得到了法布爾（J.H.Fa bre）的《昆蟲記》（Souvenirs Entomologiques）。對周作人來說，這兩本書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的關於動植物方麵的科學知識大都是由此而獲得的。
關於這兩本書及其作者，周作人都曾專文作過詳細的介紹。吉爾伯特？懷特是18世紀英國著名的詩人兼散文作家，曾任塞耳彭地區副牧師。1750年以後，他開始與當時兩位英國博物學家本南特（T.Pennant）和巴林頓（D.Barrington）長期通信，討論博物學方麵的種種問題。1767年，他開始寫塞耳彭地區的自然史，並於1789年出版印行，此後重印不絕，為英國古典中唯一的一冊博物學方麵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