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學研究在周作人的雜覽與雜學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據粗略統計，在他發表過的著述中，以兒童為主題的文章總不下120餘篇，可謂是一個相當龐雜的體係，鑒於此，我們隻能就與本書有關的問題作些探討。
周作人在《我的雜學之十》中說：“我們對於兒童學有些興趣，這問題差不多可以說是從人類學連續下來的。”需要注意的是，這裏的“人類學”並非上文中討論過的文化人類學，而是生物進化論的人類學。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看一看周作人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作的進一步解釋：“我所想知道一點的都是關於野蠻人的事，一是古野蠻，二是小野蠻，三是文明的野蠻。一與三是屬於文化人類學的……這其二所謂的小野蠻乃是兒童的。”在這段話中，周作人顯然把“小野蠻”的兒童的事排除在了文化人類學的範疇之外，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照進化論講來，人類的個體發生原來和係統發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時代經過生物進化的曆程，兒童時代又經過文明發達的曆程，所以幼稚這一段正是人生之蠻荒時期。”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認為文化人類學派的方法無從解釋兒童世界的種種現象，運用人類進化說則不僅可以說明兒童害怕毛茸茸的東西是蠻荒時代森林生活恐怖經曆的生物遺傳，說明幼兒喜愛玩水是遠古水棲生活習性的遺傳，甚至還可以說明古希臘神話中底比斯王子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
生物進化論的人類學觀點是周作人兒童學研究的基點，由此向外展開，他便自然而然地轉向了西方兒童學鼻祖斯丹萊？霍爾（StanleyHall）的著作。霍爾學派重視兒童生理和心理上的健康成長與發展，認為兒童雖然不同於成年人，但卻是一個完全的人，也有其內外兩個方麵的正常生活，這種觀點正是周作人所認同的。當時的中國社會正有不少人發出“救救孩子”的呼聲，但尚無何去何從的定論，作為這一呼聲的積極響應者之一，周作人從對西方兒童學的研究與借鑒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子：既然兒童時代為人生之蠻荒時期，兒童的成長關係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那麼社會就應該為他們提供健康成長的一切條件，這既包括生理上的，更包括心理上的，“假如要說救救孩子，大概都應以此為出發點。”
“以此為出發點”，周作人主要做了兩個方麵的工作：一是進行兒童學的整體性理論研究，重點探討的是兒童教育方法；二是以理論為基礎所進行的實用性研究，重點是對兒童文學的收集、整理、介紹和翻譯。
對兒童學理論的整體性研究主要見1913年12月發表於《紹興縣教育會月刊》的《兒童研究導言》一文。在本文中，周作人首先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兒童學研究的目的：“以研究兒童身體精神發達之程序為事，應用於教育，在使順應自然，循序漸進，無有？格或過不及之弊。”也就是說，兒童學的研究目的就在於尋求教育兒童的方法，而最理想的方法便是“順應自然，循序漸進”，在這裏，周作人找到了西方現代教育理論與中國傳統教育模式的契合點，接下來他又對這一契合點的理論依據作了如下的詮釋：
蓋兒童者，大人之胚胎，而非大人之縮形，如以初生兒與大人相較，理至易明。大人首長居全身八分之一，小兒則四分之一，其軀幹之不相稱猶是，則即以兒童各期發達，自有定級，非平均長發，與大人相比例也。
他認為，兒童生理上的發展不均衡也就自然而然地導致了心理上的發展不均衡，而我國的傳統教育失敗的根本原因即在於忽略了這一點：
世俗不察，對於兒童久多誤解，以為兒童者大人之具體而微者也，凡大人所能知能行者，小兒當無不能之，但其量差耳。於是有以廉讓之德，利他之誼，詔二三歲兒者，微特不受，且抑其固有之種性，不得發泄，留為後因，反成其貪濫自利之德，皆逆自然之教育以致也。
他繼而指出，要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采用西方進化論的教育學觀點：
歐洲中世之教育，以傳習學業為的，以強記多識為勝。及蘆梭起，始大非之，創任天之說。至弗勒貝爾，主張自力活動，以為教育兒童若種樹然，樹始於一粒種子，以雨露之潤，膏沃之養，漸自長大，成百尺之材；然其百尺之材，初實寄於一粒之種，雨露膏沃但助長之而已。蒙養之道，亦唯在輔導兒童，俾得盡其性，以成完人耳。創為幼稚園，實施其說，為兒童研究之先導，然尚未成學。十八世末，德人諦兌曼以後，始有專書，記述兒童發達之狀況。今乃大盛，以美國霍爾博士為最著名，其研究分二法：一主單獨，專記一兒之事，自誕生至於若幹歲，詳誌端始，巨細不遺，以尋其嬗變之跡。一主集合，在集各家實錄，比量統計，以見其差異之等。所依據之學，則生理、心理、生物、人類四者為之綱，略言之，可雲進化論的教育學也。
至此，周作人的兒童學理論已初見端倪，那就是“以進化論見地論兒童”，其中心思想是在兒童教育中貫徹“順應自然，循序漸進”的教育原則，兩者的結合便是“進化論的教育學”。
除上文外，周作人還在其他地方對兒童學及兒童教育作過補充性解釋與說明。比如在《兒童問題之初解》一文中，他把一般人對兒童的感情分為“三紀”：初主實際，次主審美，終於研究，並將“一國興衰之大故”係於國人“視兒童輕重如何”；在《家庭教育一論》中，他引進了實驗教育學的觀點，強調兒童教育重在助長個性，“使人人得盡其天稟之能”；在《小孩的委屈》中，他談了譯完童話《凡該利斯和他的新年餅》後的感想，指出兒童受到大人野蠻的處置終究會“加報於父母”，這正是自然的因果律；在《感慨》一文中，他引用霍爾《兒童生活與教育的各方麵》一書中的話說，父母的橫加幹涉是造成兒童畸形性格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他還翻譯了關於兒童教育的若幹篇論文，其中有日本新井道太郎的《小兒爭鬥之研究》（1914）、英國加伐？威爾的《外緣之影響》（1914）、瑞士查理？波都安的《訪問》（192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