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話略論》一文共有9節，各節分別對與童話有關的方方麵麵的問題進行了精辟的論述，其理論依據主要是安德魯？朗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法是生物進化論的教育學。首先，關於童話的起源，他指出童話與神話及傳說實為一體，因三者隨文化不同而異，所以童話也可以認為是神話或傳說的一個分支，這一分支的流行範圍雖不限於兒童，但多為兒童所喜愛。其次，在分類上，他把童話劃分為“純正童話”和“遊戲童話”兩種，其中前者又包括“代表思想者”和“代表習慣者”兩類，後者又包括“動物談”、“笑話”和“複疊故事”三類。接下來的一節講的是對神話的解釋，指出童話源流來自上古，其本意“今人雖不能知，而古人知之，文明人雖不能知，而野蠻人知之”。此外本文涉及到的問題還有：童話之於兒童的教育作用――存天然本性、使想象繁富、集入世之資，童話之評價――有優美、新奇、單純、勻齊四種，童話分類――人為童話和天然童話，人為童話與天然童話或民族童話相對，亦稱藝術童話，其中以安徒生所著最上。在最後一節，作者根據上述各要點得出自己的結論：“治教育童話，一當證諸民俗學，否則不成為童話，二當證諸兒童學，否則不合乎教育，且欲治教育童話，不可不自純童話入手。”總之，對於童話的起源及解釋必須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以確保其於兒童教育中的正麵效果。
《童話研究》一文作於1912年，其中談到的問題與上文略同，如論及童話與神話和傳說的關係時，周作人寫道：“生民之初，未有文史，而人知暫啟，鑒於自然之神話，人事之繁變，輒複綜所征受，作為神話世說，寄其印感。迨教化迭嬗，信守亦移，傳說轉昧，流為童話。”再如童話教育功能的論述：“童話之用，見於教育者，為能長養兒童之想象，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聰疾，使在後日能欣賞藝文，即以此為之始基。”此外有一點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本文中，作者還從民俗學的角度討論了不同文化中的童話各自的獨特之處，分析可謂精辟獨到，足見作者在童話研究領域非凡的造詣：
童話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風土國俗民情之異，乃令華樸自殊，各含其英，發為文學，亦複如此，可一一讀而識之。如愛爾蘭童話，率美豔幽怪，富於神思，斯拉夫居陰寒之地，所言深於迷信，？烈可怖，與南方法伊之國多婉冶之思者殊矣。東方思想濃鬱而誇誕，傳敘故極曼衍，如《一千一夜》（通俗稱為《天方夜談》）之書可見；多島海之童話亦優美多詩味，馬達斯加傳，特極冗長；在蝦夷澳洲諸族，則以簡潔勝；莽民及藹思吉摩文化疏末，猶近古石器時代，凡所著述亦最近自然。日本文教雖承中國之流，而其民愛物色，多美感，灑脫清麗，故童話亦幽美可賞，勝於華土，與他藝術同也。
最後值得一提的還有1922年他與趙景深之間展開的一場關於童話的討論，這場討論以通信的形式發表在《晨報副鐫》上，其中談到了不少重要問題，如“童話”一語的來源、童話的翻譯、童話的研究方法及其之於兒童的教育作用等等，但最有意義的還是他對安徒生和王爾德兩位童話作家及其作品的對比性研究，這裏引述他的一些主要觀點，權且作為他對童話研究的一個結束語。他在最後一封信中指出，安徒生與王爾德童話的差別是在於純樸與否。王爾德的作品無論是哪一篇，總覺得很是漂亮、輕鬆，而且機警，讀去極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因為在他的童話裏創造出來的不是“第三世界”，卻隻是在現實上覆了一層極薄的幕，幾乎是透明的，所以還是成年人的世界。安徒生因了他異常的天性，能夠複製出兒童的世界，但也隻是很少數，他的多數作品大抵是第三世界的，這可以說是超過成人與兒童的世界，也可以說是融為一體的成人與兒童的世界。總之，安徒生的世界是純樸的，相比之下，王爾德的世界更多的則是機警，或者說是機警有餘，純樸不足。周作人最後總結道：“我相信文學的童話到了安徒生而達到理想的境地，此外的人所作的都是童話式的一種諷刺或教訓罷了。”
在童話的介紹與翻譯方麵，周作人也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他曾以《安徒生的四篇童話》為題介紹過安徒生及其童話作品，他曾翻譯過幾篇朝鮮童話故事，還翻譯過格林兄弟的《稻草與煤與蠶豆》及《大蘿卜》、坪內逍遙的改寫的《鄉間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及《老鼠的會議》、美國諾依思女士的《鄉鼠與城鼠》等等。此外，他不僅自己默默地耕耘在童話的天地裏，對於別人在這方麵取得的成績也同樣是不勝歡喜的，比如他曾為劉半農之女劉小蕙譯的《朝鮮童話集》、柏偉列譯的《蒙古故事集》、李小峰譯的科學童話《兩條腿》以及翟顯亭編譯的《兒童故事》分別寫了長篇序言，他還撰文正麵評價過趙元任譯的《阿麗絲漫遊奇境記》、穆木天譯的《王爾德童話》。凡此等等，其功可鑒。
周作人在譯完《土之盤筵》中的《鄉間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之後說過這樣一句話：“即使我們盡了對於一切的義務，然而其中最大的――對於兒童的義務還未曾盡，我們不能不擔受了人世的一切苦辛，來給小孩們講笑話。”此後他又在《關於兒童的書》一文中說道：“我希望有十個弄科學、哲學、文學、美術、人類學、兒童心理、精神分析諸學，理解而又愛兒童的人，合辦一種為兒童的定期刊，那麼兒童即使難得正當的學校，也還會有適宜的花園可以逍遙。”從東京留學期間，到60年代初期，在他整個一生中，周作人就是這樣懷著一顆永不泯滅的童心，為兒童學在我國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一個人弄雜學到了忘我的境界，而且能夠將自己的雜學與一種事業的成就緊密地結合起來，這種治學精神的可貴之處可謂是難得而令人至為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