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到7月，周作人寫了一篇題為《我的雜學》的文章，全文共20節，兩萬餘字，其中詳盡地記述了他畢生對“雜覽”與“雜學”的矢誌不渝的追求。文章首先取了《儒林外史》第49回高翰林揶揄馬二先生“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一語，接著又引用第18回舉人衛體善批評馬二的話說：“他終日講的是雜學，聽見他雜覽倒是好，於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周作人所謂的“雜覽”與“雜學”即源於此。不過需要說明的是，衛舉人這裏所說的“文章”指的是八股文，“雜學”指的是八股以外的普通詩文，也即是高翰林所說的“不中的舉業”，而周作人的“雜學”顯然另有所指。但盡管如此，馬舉人的話在他看來總覺得像是說自己似的，於是便有了以下的感觸：“我平常沒有一種專門的職業，就隻喜歡涉獵閑書，這豈不便是道地的雜學，而且又是不中的舉業，大概這一點是無可疑的。”他又說：“我平時所寫（也包括所譯）的東西好壞自知，但褒貶卻多不相符，往往有針小棒大之感，不滿意者理所當然，因為自己講的是不中的舉業，至於所好的，其實何嚐又有什麼長處，至多是不大說謊，以及多本於常識而已，而假如這常識可以算是長處，那麼這正當是雜覽應有的結果，我們斷章取義的借用衛先生的話來說，所謂雜覽倒是好的了。”
周氏的這番話應該作何理解呢？我們知道，在周作人的性格中，謙遜敦厚是他一貫遵循的原則之一。遍觀其一生的著述，他提到自己的某種長處或好處的例子可謂是罕見的。因此我們不妨說，他這裏所言雖然帶有調侃的意味，但玩笑似的口吻裏卻深藏著難以言表的心情：雜覽與雜學於他而言實在是太重要了，正如他自己所言，除了涉獵閑書，“他平常沒有一種專門的職業”，但如果從反麵來理解這句話，涉獵閑書、雜覽無際豈不正是他畢生追求和營造的勝業嗎？
這一點並不是從逆定理中得出的簡單的結論。在他長達60餘年的文學生涯中，無論是創作還是翻譯，他所成就的一切其實就是這種雜覽與雜學的結晶，或者說，正是由於他對雜學的不知疲倦的追求，他才會有永不枯竭的創作與翻譯激情，同樣，正是由於他要為自己的創作與翻譯挖掘永不幹涸的源泉，他才要站在“古今中外派”的立場上對各種知識兼收並蓄。總之，對周作人而言，雜覽與雜學就是他的生命，沒有廣博的雜學，就不會有那些極其豐厚的文學創作與翻譯方麵的成就。
要對周作人的雜覽與雜學進行全麵的探討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選題，因為他是我們所知道的一位真正的“雜家”，精通古文、古典文學、神話學、童話學、兒童學、女性學、博物學，研究過性心理學、醫學史、妖術史、語言學、繪畫、鄉土與民藝、俗曲與玩具、日記與尺牘等等，而要將這一切與他的創作及翻譯之間的關係事無巨細地梳理出頭緒來，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的確是不勝其力的，鑒於此，我們隻能就有關問題作一些粗淺的探討。
周作人對雜學的最初興趣應該追溯到他的少年時代。13歲以前的傳統蒙學教育並沒有給予他更多的東西，他從中隻學會了識字，即使是文言上的基本能力，也是從四書五經以外得來的：“教我略懂文言，並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並非什麼經書或是《古文析義》。”讀完《聊齋誌異》等舊派小說後，他又一發而不可收地轉向了《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的傳奇誌怪，接著又轉向了“唐代叢書”這部奇書，而“唐人薈萃”中的《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考》、《毛詩草木疏》、《花鏡》、《篤素堂外集》、《金石存》等書便是他雜學入門的課本。從此他就養成了這種非正統的擇書和讀書習慣，並把閱讀擴大到了更廣的範圍：一是關於《詩經》、《論語》疏注類，二是《說文解字》、《爾雅》文字與方言類，三是風土、雜記等文化史類，四是年譜、日記、遊記、家訓、尺牘類，五是農疏本草等博物類，六是子部雜家筆記類，七是大乘小乘佛經語錄類，八是鄉賢著作類，等等。在科舉風盛的時代，周作人一頭埋進這些與八股文格格不入的非正統的“閑書”堆裏，此舉當然會受到世人的“嫌憎”，但於他而言，所有這些原本都是很嚴肅的東西，世人的輕薄正說明他所追求的意義所在，而且事實進一步將證明，周作人的抉擇的確不乏智者的眼光，至少就他本人而言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