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周作人的又一部譯文集《陀螺》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其中收錄了他翻譯的波德萊爾的8首散文詩。在“譯記”中，他又一次對詩人的思想精髓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稱其詩集《惡之花》在近代文學史上造成了一個新時代，由此可見，與同時代的作家和詩人相同的是，周作人從波德萊爾的作品中所取的主要是那種幻滅的靈魂的真實經驗所代表的現代人意識的心情，其中充滿了詩人自己的一切性格的陰影、他的哲學的苦味和絕望的沉痛，這種心情以不同的形式流瀉於不同的詩人與作家筆端，它可見於福婁拜的藝術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等等，隻是在波德萊爾筆下，它獲得了更為奇特的表現形式，也就是充滿了異香味的“惡魔主義”，換言之，在周作人眼中，無論是福婁拜的藝術主義，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抑或是波德萊爾充滿“惡”與“毒”的頹廢主義，所有這些盡管名稱不同，其實質則終究是一樣的，那就是以人類的意誌，用藝術的手法來表現個人的感情，並造成影響於人間幸福生活的文學。“這新時代的文學家，是‘偶像破壞者’，但他還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類的意誌便是他的神。”
總之，作為“古今中外派”的周作人在文學思想的借鑒上也表現出了他一貫的“雜家”風格，撇開古代和現代日本文學以及古希臘文學，就西方文化思潮的吸收而言，他明顯地選擇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是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或“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所反映出的愛國主義、人道主義思想，表現為“為人生”的藝術觀；二是西歐國家的文學所反映的自由主義、個性主義思潮，表現為“為藝術”的藝術觀。前者把國家的富強、民族的獨立與社會的平等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人的社會價值和社會責任感並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後者則把個性的自由發展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純粹的“人”的獨立價值，重視文學的超功利的純美學價值。兩種不同的思想文化體係與價值觀念雖然產生於不同的社會環境與曆史條件，但在最初階段，它們對於同時渴望民族解放與個性解放的最先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具有同樣吸引力的。因此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五四前後的周作人一方麵會以極大的熱情譯介“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提倡“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而另一麵，他又從西歐國家的文學及思想界吸取資產階級的以個性解放為至上的觀點。這的確是一對不易協調的矛盾：因為他們必須求得兩者之間的和諧與統一，也即他在《哀弦篇》中曾經指出的“詩人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蘊，是故民以詩人為導師，詩人亦視民如一體，群己之間不存阻？，性解者即愛國者也”。正是在民族意識與個人意識共同作用的基礎上，周作人同其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主將才隻能而且必須把東、西歐文化價值觀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