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左拉：為人不及的寫實與“露骨”
對另一位自然主義作家左拉，周作人也在兩篇文章中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在介紹與評價中，周氏主要借用了英國性心理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藹理斯（Havelock Ellis）的觀點。他在《文藝與道德》一文中指出，左拉的著作，在講道德的宗教家和談“藝術”的批評家看來，都是要不得的，他們認為他的自然主義不但淺薄而且有害，不過這些議論不去管它也罷。他引用藹理斯的話說，造成左拉小說自然主義色彩的有若幹方麵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少年時代貧窮的禁欲生活”，他認為，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左拉在描寫中好用粗俗的話再現猥褻的事情，這即是舉世對其詬病的原因，同時也是他為人不及的一大優點。此後，他又從藹理斯的《斷言》（Affirmations）中節譯了《論左拉》一文，文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左拉的關於兩性的及消化機能之寫法，如我們所指出，最受批評家的攻擊。我們稍一思索，即知這兩種機能正是生活的中心機能，饑與愛之兩極，全世界即繞之而旋轉的。在平常社會表麵的交際上，我們所想要逐漸地粉飾隱藏過去的東西，正是這兩種機能方麵的事情，這也不是自然的。說及這兩個方麵，常有一種省略及迂回之傾向；在社會上，這個影響未嚐有害，而且還是有益的。但是它的勢力還不斷伸到文學上來，於是這就很有害了。
在這裏，對於左拉所憑借的自然主義創作手法，藹理斯一反傳統倫理思想的羈絆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也即左拉對於當時及後世文學的重要貢獻，就在於他證實了那些人生的粗鄙而且容易被忽略的活動都有其潛在的藝術作用，或者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平凡或不潔淨的。我們知道，藹理斯的思想曾經對周作人產生過十分重要的影響，性心理學不僅構成了周氏“雜學”思想體係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麵，而且還影響了他文學創作與翻譯觀點。這樣，由藹理斯推及到左拉，我們已不難看出後者以寫實為手段的“露骨的”描寫之於周作人的意義所在了。
三、波德萊爾：充滿“異香”的“奇豔的惡”
除自然主義小說外，周作人還介紹並翻譯過以波德萊爾（CharlesBaudelaire）為代表的象征派詩人及其作品。象征主義（Symbolism）發源於法國，法國象征主義詩人在創作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排斥客觀而重視主觀，所求的大都是夢幻般的美，它表現的內容主要包括：一、以描寫外部的醜惡而發泄自我；二、極端講究暗示與融洽，注重色彩的展示；三、非常重視情節，追求旋律與音響效果。
在法國，波德萊爾被公認為近代象征主義詩歌的鼻祖，他的創作態度與風格曾一度震撼了世界，也震撼了中國現代文壇上的一批作家和詩人，而這一切都來自他的代表作《惡之花》，《惡之花》所表現的不可排解的憂鬱、深刻複雜的悲觀情緒、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與詩人所精心營造的生動的場麵、活躍的人物、撕心裂肺的喊叫、發人深思的冥想曾使得千萬個讀者驚醒和感奮。
在這部詩作中，常常有一種不落俗套的“新法”，而這種“新法”最為獨特之處便是徐誌摩所謂的“充滿了異香”的“奇豔的惡”：
這首《死屍》是菩特萊爾的《惡之花》詩集裏最惡亦最奇豔的一朵不朽的花。翻譯當然隻是糟蹋。他詩的音調與色彩像夕陽餘燼裏反射出來的青芒――遼遠的，慘淡的，往下沉的。他的臭味是奇毒的，但也是奇香的，你便讓他醉死了也忘不了他那異味。
這種充滿了“奇豔的惡”的“異香”也引起了周作人不小的興趣。他先是在《三個文學家的紀念》中對波德萊爾的生平與詩作作了介紹，並於其後譯出了詩人的8首散文詩發表在《晨報副鐫》上。在《三個文學家的紀念》一文中，他稱波德萊爾的詩裏“充滿了病的美，正如貝類中真珠”，又引用托爾斯泰的話說：我們所完全承認而且感到一種親近的，是他的“頹廢的”心情，與所有表現這心情的一點著作的美。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周作人之所以看重波德萊爾，其原因並不在於他的“頹廢”本身，而是在貌似的頹廢中所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求生意誌，也即所謂的“現代人的悲哀”。換言之，波德萊爾並非一味頹廢與悲哀，恰恰相反，他十分熱愛人生，羨慕人間的美與幸福，隨著對現實的幻滅，他的渴望變得益發深切，對現世的執著也益發強烈，而既然理想的幸福不可求得，他又不屑於亂世中的苟延殘喘，於是便沉浸於苦中求樂之中，於惡與醜中求得善與美，求得能夠刺激官能的新異的享樂，以此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意識，並使靈魂不至於瀕臨泯滅的邊緣，很顯然，正是這種於逆境中求生的強烈意誌才引起了周作人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