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斯威夫特：溫婉中的犀利
從對上述幾位詩人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就英國文學而言，周作人所關心的主要在藝術審美情趣方麵，但我們並不能由此斷言英國的作家與作品不曾給過他一種另類的震動。除拜倫、雪萊和布萊克3位詩人外，周作人還曾譯介過英國著名小說家斯威夫特（J.Swift）的作品。他曾於1923年到1925年間翻譯過斯威夫特的《育嬰芻議》（A ModestProposal）一文和《奴婢須知》（Directions to Servants）片段。《育嬰芻議》今譯《一個溫和的建議》，它以“溫和”的語言向統治階層提出了一個幾近滅絕人性的“建議”，建議把愛爾蘭窮人的孩子出售給英國的富翁們，一來可以使愛爾蘭人的日子好過一點，同時也能給英國富人們的餐桌上增加一道美味的佳肴。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揭露英國對愛爾蘭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榨，英國人的貪婪已經使愛爾蘭人民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
斯威夫特向以文筆犀利、諷刺辛辣而著稱。他那貌似溫婉的行文裏仿佛有一把無形的尖刀；讀他的作品，你會感到這把尖刀刺進了你的皮肉，回味之際，會讓人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對周作人來說，這種感受顯然也是切膚的。他在“譯後記”中寫道：愛爾蘭為斯威夫特的故鄉，他對英國統治者的作為實在是極為不滿，於是才有了這個“溫和的建議”，而當時有人竟相信他所說的是真話，非難他的殘酷，即使承認它的“反話”的也說他太過於刻薄，以至到了無情的地步。他指出，這些人所看見的隻是表麵的笑罵，至於根底裏隱藏著的義憤之火卻終於未能領悟。（鍾叔河，卷8，1998：652）
在談到翻譯這篇文章的目的時，他說首先當然在於介紹，但更主要的是滿足自己感興的要求。他還說道：“我有這一種脾氣，也就成為一種主張，便是創作以及譯述應是為自己的‘即興’而非為別人的‘應教’……我所譯的零碎的小篇中，有溫存的，有悲哀的，有教訓滑稽的，種類不一，便是這個緣故。有時又忽然愛好深刻痛切之作，仿佛想把指甲盡力的掐進肉裏去，感到苦的痛快。”據我們理解，這裏所謂的“感興”，實在是指這篇文章中所蘊藏的那種“義憤之火”，而他所感到的那種“想把指甲盡力的掐進肉裏去”的“苦的痛快”也是從來沒有從拜倫、雪萊和布萊克身上發現過的。但盡管如此，無論諷刺也好，辛辣也罷，周作人之所以選擇了斯威夫特，而且翻譯的又是《育嬰芻議》和《奴婢須知》兩篇文章，這從根本上說明了他的興趣的焦點還是作者那種寓怒氣於溫婉的語言及文體風格，而這一點也正表現在他的不少雜文裏。下麵讓我們把《育嬰芻議》中的一段譯文和周作人的話作一對比：
據在倫敦的一個解事的美國朋友說，一個好好喂養的壯健的周歲小兒是最好吃，滋補而且有益的食物，無論是燉，烤，烙或煮了吃；我相信這又可以做炸丸子或小炒肉吃。
我因此提出這個卑見……所餘十萬個的小兒，養到周歲，可以賣給全國內的富貴人家，隻須叫母親們在末一個月裏多給小兒乳吃，務使肥胖，好供筵席之用。在朋友集會上，一個小兒可以做兩樣菜；倘若家庭便飯，那麼一塊前腿或後腿便可辦一樣適中的菜，或者用椒鹽擦過，到第四天煮了吃，在冬天更好。
民國以來久矣沒有什麼烈士，到了這回五卅——終於應了北京市民的杞天之慮，以為陽曆五月中有兩個四月，正式庚子預言中的“二四加一五”——的時候，才有幾位烈士出現於海。這些烈士的遺骸當然是都埋葬了，有親眼見過出喪的人可以為憑，但又有人很有理由地懷疑，以為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據說這吃的有兩種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個的吞，其功效則加官進祿，牛羊繁殖，田地開拓，有此洪福者聞不過一二武士，所吞約占十分七八。下餘一兩個的烈士供大眾知味者之分嚐，那些小吃者多不過肘臂，少則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僅能多賣幾頂五卅紗秋，幾雙五卅弓鞋，或者牆上多標幾次字號，博得蠅頭之名利而已。嗚呼，烈士殉國，於委蛻更有何留戀，苟有利於國人，當不惜舉以遺之耳。然則國人此舉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廢物利用，殊無可以非議之處，而且順應潮流；改良吃法，尤為可喜，西人嚐稱中國人為精於吃食的國民，至有道理。我自愧無能，不得染指，但聞“吃烈士”一語覺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論之。
上述引文二控訴了“五卅”慘案中反動當局為虎作倀、幫助洋人殘酷殺害愛國同跑的罪行。通過對比，我們一眼便可看出周作人在創作風格上是受了斯威夫特影響的：那極度辛辣的筆調裏壓抑著的極大的悲憤，這裏溫婉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令人悚然的詼詭的形式，它雖然不能代替義正詞嚴的申討撻伐，卻有著另一種排解不去的刻骨銘心的力量。
關於英國文學，最後我們還有必要談一談周作人對史詩《貝奧吾夫》（Beowulf）（周氏譯為《培阿鄔爾夫》）的介紹。1914年，周作人寫了《英國最古之詩歌》一文，文章首先從對史詩的考察入手，指出“各國文章緣起，大抵詩先於文，蓋書契未作，專特記誦以為流傳，且感情表見，利於永言”。接著他又引用我國古詩《毛詩》中“關雎”一詩的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他指出：
傳說與歌謠，同時並生，而踏歌以音節調整，便於詠誦，隨樂師之跡，流行遍於國中。初皆簡短，各自為篇，及有文字之時，乃經排比，聚神人世說，古英雄行事，區別部居，參訂成書，長數千行，乃成史詩。史詩出於民歌，所敘多先民事跡，陳說莊嚴，有如史書，故稱史詩，與琴歌別也。
接下來，他對《貝奧吾夫》一詩的內容和情節作了詳細的介紹後又寫道：
培阿鄔爾夫為英人入不列顛島前所作，距今千數百年，詩中所現國民特性，初未有變。北方之地，陰寒嚴厲，風土人情，相因而生，詩敘英雄畢生之苦戰，自然背景，正與應合，四周蕭索，慘然無歡，無鮮美之物色，溫柔之情緒，為破其沉寂。蓋所圖者，非夢中仙鄉，而為真實人間世，是中所有，唯是艱難災害。培阿鄔爾夫往來其間，正不啻示人以入世之典型，人生之臬極也，武勇榮譽，堅忍獨立，委心任命，盡力而行，生命不足惜，歡樂不足耽。
他又稱全詩頗具文彩，“讀之覺莊嚴之氣，悲涼之情，透紙而出”，“其文章質樸古雅，為史詩同”，“而以描寫上古居民情狀，尤至有味，如當時君臣之關係，男女之交際，戰鬥遊戲，宴會酬應，城市舟車之狀，皆仿佛如見”。此外，他還翻譯了詩篇第十二章中的一段，略如其下：
其地無人跡，陵穀居狼，岩壁多風，沼徑陰暗，山泉潛流，水行於地中，相去不遠，大澤在焉。霜林上掩，大木虯根，臨水而仆。入夜乃見妖祥，火發水中，澤之淺深，不可得而知也。鹿遇犬逐，自投林叢，乃甘野死，不敢近水次。其為地不祥，大風怒吹，波浪陡立，上接雲漢，顥氣重濁，蒼穹鳴號。
他稱這是全詩寫得最美的景致，至於整個詩篇，則可稱為“英國之聖書”，可見推崇之至。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對《貝奧吾夫》的介紹主要是從兩個方麵入手的：一是它的民俗學上的價值——它反映了初民真實的生活情狀，讀者能夠據此了解英國民族的古風；二是它的文學價值，所謂“莊嚴悲哀”、“質樸古雅”，正是英人曆來“寶重是書”的原因。
我們知道，對於民俗的東西，周作人總是有著不一般的興趣，此外，凡是描述民情民風的作品，他也都會當作文學作品去欣賞的，同樣，每閱讀或翻譯一篇文學作品，不論它的體裁或題材如何，他都會以獨特的眼光從中發現旁人不易看到或容易忽略文學以外的東西，這是他長期養成的習慣，而這種習慣既造就了他的文學創作與翻譯上的業績，又給他的生活增加了無窮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