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拜倫和雪萊的作品在我國的譯介曆史，我們會明顯地感到周作人的取道與他人頗有異處。我們知道，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1902）一文中就翻譯了《唐璜》（Don Juan）裏的“在希臘諸島”等數節詩歌，並稱其為“文界裏頭一位大豪傑”，再往後，又有馬君武翻譯的“哀希臘”（1905），蘇曼殊翻譯的“哀希臘”以及《恰爾德？哈羅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的“去國行”和“讚大海”兩節詩（1907）。到了五四運動時期，拜倫的叛逆性格與他那些充滿複仇與反抗精神的宏偉詩篇激勵更多的人去從中汲取精神的力量，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24年4月10日《小說月報》第15卷第4號推出的“詩人拜倫的百年祭”專號一事。鄭振鐸在“卷頭語”裏寫道：
我們愛天才的作家，尤其愛偉大的反抗者。
所以我們之讚頌拜倫，不僅僅讚頌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
他的反抗的熱情的行為，其足以使我們感動實較他的詩歌尤為甚。
他實是一個近代極偉大的反抗者！
反抗壓迫自由的惡魔，反抗一切虛偽的假道德的社會；
詩人的不朽，都在他們的作品，而拜倫則獨破此例。
的確，正如鄭振鐸所說的那樣，當我們讀拜倫這樣偉大詩人的作品時，常會從中感覺到他們全部的人格，從而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感動，或者我們會感到怡然，感到一種漫步於仙島上的靜穆的清謐，於是我們便會情不自禁地與他們融為一體，或對他們產生一種崇敬之感；當我們直麵曆史上偉大人物的事跡時，又會覺得是在讀他們的最令人感動的詩篇，於是他們偉大的心胸、坦蕩的行為以及似火的熱情與言辭，都似乎從文字中躍出，使我們感到一種太陽似的熱力，一種如暖風帶來的生氣，我們會崇慕得熱淚盈眶，潛在心底的熱情直要跳出來。我們對於拜倫卻兼備了這兩種崇慕之感：不僅是他偉大的詩歌，而且還有他的豪爽的事跡。
除鄭振鐸外，茅盾、王統照、趙景深、徐誌摩、傅東華等人都發表了紀念拜倫的文章或翻譯了拜倫的作品，借此對拜倫作了全麵詳細的介紹。至於魯迅，他雖然沒有翻譯過拜倫的作品，卻早在《摩羅詩力說》一文中就用大量的篇幅向國人介紹了拜倫其人其文，指出英國“迨有裴倫，乃超脫古範，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抗拒破壞挑戰之聲。平和之人，能無懼乎！於是謂之撒但”。由此可見拜倫在我國當時文壇上的巨大感召力。所有這些，再聯想到周作人之於拜倫的態度，我們從中會看到多麼大的反差。深究其因，正可用魯迅“平和之人，能無懼乎”一語作為解釋，這一點是很有道理的：的確，拜倫的性格太“傲”了，簡直可以說“傲”到了骨子裏，拜倫的詩風也太“狂”了，“狂”得令向來以“衝淡平和”而著稱的周作人不敢側目。正如茅盾在他的《拜倫百年紀念》一文中所說的那樣，“中國現在正須要拜倫那樣的富有反抗精神的震雷暴風般的文學，以挽救垂死的人心，但是同時又最忌那狂縱的，自私的，偏於肉欲的拜倫式的生活”，而在拜倫身上，周作人看到的卻正是這種“偏於肉欲”的生活，所以他才會稱他為“登徒子”，在人們眾口一詞地讚頌拜倫時，他才會反常地沉默。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時的他已經從五四運動的狂飆中引退下來，轉而去從雪萊作品的縫隙裏尋找或翻新出那種他此時正耽於其中的人道主義的溫情。
其實，正如他對拜倫作品的解讀一樣，從雪萊作品中，周作人所感受到的也未必是詩人真正要表達的實質的東西。誠然，雪萊的某些詩作中的確不乏那種不可捉摸的非人生的空幻的美，也不乏那種“無抵抗的反抗主義”的思想。但在五四時期其他文學家眼中，雪萊卻向我們呈現出一種完全迥異的形象。以《致英國人民歌》（Song to the Menof England）為例，這首詩作於19世紀40年代的憲章運動中，曾被人們作為戰鬥進行曲，然而周作人竟認為它是“無抵抗的反抗主義”思想的“最強音”。請看鄭振鐸先生的譯文：
英國人呀，你們為什麼替壓迫你的人耕田？
你們為什麼小心辛苦的織了美麗的衣服給暴主穿？
難道你們從少到老，竟替那些迫你們流汗——還要飲你們的血的負恩的懶人，種米糧，積錢財！
鄭振鐸之所以要翻譯這首詩，用意顯然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激發國人起來與反動統治者進行殊死的戰鬥，而這首詩在字裏行間也的確蘊涵了非同尋常的感染力與號召力，而根本看不到半點“無抵抗的反抗主義”的影子。
郭沫若先生也曾給予雪萊極高的讚揚：“雪萊是我最敬愛的詩人中之一個，他是自然的寵子，泛神論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兒。他的詩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絕妙的好詩。”他還翻譯了雪萊為抗議英國統治者屠殺人民而作的《專製魔王的化裝舞會》中的最後一節：
起喲，結起成必勝的大群如像是無數的睡獅醒了！
睡眠中落在你們頭上的枷鎖你們擺擺頭兒如像露珠一般搖掉：
你們人數多——他們人數少。
而且還在譯文後附加了一句說明：“這一節詩，我要借來向著我們困在亂世之下的中華民國的同胞，在此大聲急呼一下。”這其中也同樣絕難看到些微“無抵抗的反抗主義”的痕跡。
因此，所有這一切都隻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周作人是通過自己的審美觀來透視雪萊及其作品的，這時的他已經由一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領袖人物逐漸演變成為一名冷眼旁觀者。
二、布萊克：升華了的“人性”的神秘
然而，周作人也並不完全是一位旁觀者，他隻是在按照自己的視角去發表關於文學與人生的見解，或者說他是在按照自己的世界觀去營造一種溫馨的文藝思想的氛圍。他對雪萊的介紹是這樣，他對英國另一位被稱為神秘派和象征派詩人的布萊克（William Blake）也是如此。1920年，他寫了《勃來克的詩》一文，文中不惜筆墨地對這位詩人及其代表詩作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關於布萊克的文藝美學觀點，他指出其藝術以神秘為本，他的詩能達到“物我無間，與宇宙魂合”的境界，而且又特重想象，將同情內察與理想主義的結合視為入道的要素。他又運用想象的語言去表現象征的意義，能對一切物質現象賦予象征觀，所以除了純粹象征神秘的《預言書》（The Prophetic Books）以外，即使是抒情小詩，也有一種隱秘的言外之意。為此他舉出了《無知的歌》（Songs of Innocence）一例，指出它雖然是小兒的歌，卻也可以說是迷失的靈魂的呼號。他又特地引用了《天真的占卜》（Auguries of In nocence）一節詩，用以說明詩人運用象征手法所達到的極至的程度：
被獵的兔一聲叫，撕去腦中的一縷的神經。
叫天子受傷的翅膀上，天使停止了歌唱。
此外，他還特別推崇詩人在藝術上能專注感興（Inspiration）的技巧，並引用《天國與地獄的結婚》（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中的《我的桃金娘樹》（To My Myrtle）一詩作為這一技巧的注釋：
縛在可愛的桃金娘上，——
周圍落下許多花朵，啊，我好不厭倦嗬，臥在我的桃金娘樹下。
我為什麼和你縛了，啊，我的可愛的桃金娘樹！
可以看出，無論在詩思上，還是在文體上，布萊克的詩風都深深地牽動了周作人的情素，這也反映了他的另一種思想，或者說是另一種文藝觀，這種思想或觀點不同於從雪萊身上感受到的那種“無抵抗的反抗主義”，而是具有更為濃厚的文藝審美上的特質。
關於布萊克的思想，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一文中也有所提及，事實上，他在該文中提出的關於人性或人道主義的精髓就是從布萊克那裏得到啟示的。他引用詩人在《天國與地獄的結婚》中的話說：一、人並非無與靈魂分離的身體，因這所謂身體者，一直是五官所能見的一部分的靈魂；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從身體發出的。理就是力的外麵的界；三、力是永久的悅樂。他由此得出結論說：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隻是人性。這種“人性”要義的是靈與肉的一致，這也是正當的人類的生活，既有物質上的要求，又有道德上的要求，這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的”理想的生活。由此可見，周作人的體現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的人道主義即是通過對布萊克關於“靈”與“肉”關係的思考中升華而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