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周作人早期的兩篇文論《哀弦篇》和《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可以清楚看到兩種明顯的傾向：前者主要介紹了波蘭等東歐弱勢民族的文學，或稱“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後者舉例則多出自英國等西歐作家的作品。比如在談到文章的使命在於闡釋時代精神時，他這樣寫道：
今就文章以觀時代精神，可得二途：一曰合，一曰分。合者何？謂總合全體，溯其曆來影響，以一國文章為一物而合觀之是也。分者何？謂特致詳於一時期，？其現象，考察當時國民生活之感應是也。如學者治英國文章，究其影響，可合而觀之，起自屈塞（Chaucer）以至丁尼孫，或分之為亞理查白、維多利亞諸期……大凡一國時遇澆季，民氣雖漓，亦必有少數明哲排眾獨起，為國人指導，強之改進者。評騭之士或稱文章為社會之力，正此之雲。如英國屈塞沒後，摩洛利（Maroly）、加斯敦（Caxton），皆其人也。若在中古，則有安迭生（Addison）、斯諦爾（Steele），其描摹世風而詆嗬之者尤至。斯威佛德（Swift）之《格利佛遊記》亦成於是時，憤世疾俗，至以人世庸行托之“耶呼”（“Yahoo”），其孤憤為何如！正可為前言之證者矣。
又在解釋文章使命在於闡釋人情時寫道：
發表人生裏麵的生活，蓋文章主觀的責任也。由是言之，則文章猶心靈之學，其責在表示意誌、心思、良知、自性，以供研究，又務寫人世悲歡罪苦得失榮辱之故，而於善惡莫不推之至極。如英之迭庚斯（Dickens）、愛利阿德（Eliot）、法之於？（Hugo）（舊譯囂俄）、仲馬（Duma）、淑拉（Zola）諸作，靡不可以窺人生之秘。
綜觀周作人一生的譯介活動，應該說他在西歐國家文學方麵並沒有傾注太多心血的，即使偶有涉筆，也主要集中在英、法等少數國家的幾位作家及其作品上，但盡管如此，西歐文學之於周作人還是有一定影響的。下麵先來看看他這方麵翻譯情況的統計：
英國：斯威夫特、王爾德、哈葛德、安特？路朗、喬叟、柯南？道爾6人8篇
法國：雨果、莫泊桑、須華勃、波德萊爾4人10餘篇
德國：藹惠耳思1人1篇
愛爾蘭：母綏尼1人2篇
統計結果表明，與東歐“被損害民族的文學”相比，周作人對西歐國家的文學的翻譯在數量上要少得多。這不禁使我們想到他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的雜學如上所記，有大部分是從外國得來的，以英文與日文為媒介，這裏分析起來，大抵從西洋來的屬於知的方麵，從日本來的屬於情的方麵為多。”（周作人，1999：630）這裏的“西洋”一詞既包括古希臘，又包括近、現代歐洲，而就他的本意來看，則大抵指的是西歐幾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其中既有文學上的影響，又有文學以外的影響，關於後一點我們將在“雜學思想”部分作詳細介紹和分析，這裏主要探討一下周作人對西歐國家文學的譯介情況以及他從中所接受的影響，探討的重點是英、法兩個國家的幾位作家及其作品。
一般認為，我國介紹英國文學的開先河者應為嚴複先生，在《天演論》一書中，嚴複曾分別譯出了樸柏（E.Pope）的《原人篇》（An Essay onMan）和丁尼生（A.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兩個詩節。繼嚴複之後，林紓等人開始大量譯介英國文學作品，在他的156種成書中，英國作家的作品多達93篇，而且所有這些都是作為真正的文學作品來翻譯的，盡管其中不乏某些不足之處。正是這些譯界先驅的影響，才引導著包括周作人在內的一大批五四作家走向了英國文學這一世界文壇上的萬花園。
一、雪萊與拜倫：喜與惡的交織
1914年，周作人作《藝文雜話》一文，其中評述了拜倫、雪萊等人的若幹首詩歌。在對拜倫的詩作進行評價時，他引用了蘇曼殊《文學因緣》一書中的幾節譯詩，其中一節如下：
夭夭雅典女，儂去影形滅。
會當寂聊時，相念毋中絕。
儂身不可留，馳驅向突厥。
魂魄持贈君，永與柔腸結。
此情無窮期，吾生誓相悅。
關於這幾節譯詩，周作人稱“文情頗美，為近稀有之譯”，但同時他又認為蘇子穀的譯文會令人有“越逸”之感。周氏的這種“越逸”之感也許是客觀真實的，但也不能排除其他方麵的原因。不知何故，周作人似乎對拜倫始終沒有多少好感，他並不經常提到這位詩人，偶有所及也會帶有譏諷的口吻。比如在《擺倫句》一文中，他就對這位詩人進行了刻薄的挖苦：
我願女人隻有一張朱唇，可以同時親遍了她們。
他稱自己實在不很喜歡拜倫的這兩行詩，也不喜歡這一句話，尤其是“自北至南”（from north to south）這種趁韻更沒趣味，他還說拜倫的意思不但是太過貪婪，而且也有點無聊，這差不多是“登徒子”的態度了。（鍾叔河，卷8，1998：396）
對於英國另一位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周作人卻抱有一種迥異的態度。在《藝文叢話》中，他也引用了蘇曼殊翻譯的雪萊的一首詩：
孤鳥棲寒枝，悲鳴為其巢。
河水初結冰，冷風何蕭蕭。
荒林無宿葉，瘠土無卉苗。
萬籟盡寥寂，唯聞喧挈皋。
他一方麵對蘇氏的譯文大加讚賞，稱其“妙在靜中有動”，同時又言雪萊的這首詩“意境迥殊”。除本文外，他還寫過一篇專門介紹雪萊的《詩人席列的百年忌》的文章。文章從雪萊的生平寫起，其中談到了他的文學思想，也較為詳細地介紹了他的幾篇重要作品。周氏認為雪萊的思想是通過他的作品反映出來的，如《伊斯蘭的反抗》（The Re volt of Islam），就表現了一種規勸的和平思想：
一個較勇敢的，舉去鋼刀將刺這生客。“可憐的人，你對我幹什麼事呢？”——鎮靜，莊嚴而且嚴厲的。
這聲音解散了他的精力，他拋下了他的刀在地上，恐慌的失了色，於是默然的坐著了。
周作人指出，伊斯蘭人雖然失敗了，但詩人相信這種精神不會失敗，將來必有勝利的時候。接著，他又引用了《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Pro metheus Unbound）一詩中的一節詩，用來說明雪萊人生哲學的“精義”：
忍受“希望”以為無限的苦難，饒恕比死或夜更暗的委屈，反抗似乎萬能的“強權”，愛而且承受；希望下去，直到“希望”從他自己的殘餘創造出他所沉思的東西；
不要改變，不要躊躇，也不要後悔；
這正如你的光榮，將是善，大而愉樂，美而自由；
隻此是生命，愉樂，皇國與勝利。
周氏認為這就是雪萊全部詩歌作品的要義，也即“無抵抗的反抗主義”，而這種思想在他的另一篇詩作《專製魔王的化裝舞會》（TheMasque of Anarchy）中得到了更為明顯的體現，如本詩第85節寫道：
籠著兩手，定著眼睛，不必恐慌，更不必出驚，看著他們的殺人，直等到他們的怒氣平了。
這就是周作人所謂的“無抵抗的反抗主義”，它代表了雪萊詩歌作品的主要精神：純樸與虔敬，反對暴力抵抗，推崇理性反抗，而“這便是一切革命精神的本源”。
由此我們已經能夠很清楚地看到周作人之所以輕拜倫而重雪萊的根本原因了。在他看來，拜倫和雪萊雖然被譽為英國詩壇並重的革命詩人，但他們之間卻有著懸殊的差異：拜倫的革命是破壞性的，目的在於除去妨礙個人自由的一切障礙，而雪萊的革命則是建設性的，他無時不在提示一種符合理性的理想社會。正因為如此，雪萊並不像拜倫那樣直接投身於反抗壓迫的戰爭中去，他並不直接參與政治運動，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灌注在文藝上，用理性的規勸去說服統治者放下屠刀，以平和的心理等待理性世界的到來。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雪萊的文學思想正完美地體現了周作人這一時期的文學審美情趣。關於社會問題與文藝的關係，雪萊在他的《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序言”中說道：如果認為我將我的詩篇專門作為直接鼓吹改革的工具，或者把它看作包含一種人生哲理的整齊劃一的體係，那都是錯誤的；教訓的詩為我們所嫌惡的東西，我的目的隻在於使讀者的想象融合於道德價值的美感，我的詩是要他們知道如何能夠相愛，能夠相互信賴，並能夠希望與忍受；道德行為的理論隻是撒播在人生道路上的種子，行人會無意識地將它們踏為塵土，盡管這些種子最終將結出幸福的果實。所有這些周作人是完全認同的，他也認為，一切社會問題乃至階級意識都可以放進文藝裏去，然而我們決不能把文藝作為一種專門的手段，否則它就失去了本身的自由與生命。（鍾叔河，卷8，1998：391―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