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五十年》一書的作者曹聚仁先生指出：從時代的觀點來看，我們是不能不選擇魯迅那個方向的，但就文藝上的成就而言，在中國現代文壇上，“我們也承認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魯迅之下；而其對文學理解之深，還在魯迅之上”（曹聚仁，1997：193）。的確，五四時期的周作人在與時代思想保持一致的同時，對“被損害民族的文學”運動理解也有他自己的獨特之處：一方麵，就所譯作品的內容而言，他基本上能夠像別人一樣自覺地與時代及曆史的要求保持一致，他也十分注重所譯介作品在思想上的啟蒙作用，也即作品在“載道”上的功利性或“益智”的功效，隻是他在取道上是溫和的，決不會發出“我愛某某某”或“我和某某某結婚了”的失聲痛呼，而在思想上所取的則是人道主義，所強調的更多是作品中“博愛與無抵抗”的精神。另一方麵，他又具有一種就當時而言還算嶄新的觀點，即在介紹和翻譯過程中重視作品的藝術體式、風格的多樣性與獨創性以及作品在文學上“能移人情”的藝術感染力。關於第一點，我們可以看看下麵一段話，其中可見周氏當時乃至畢生所追求的文學創作與翻譯思想：“但這並非同派的小說中間，卻仍有一種共通的精神，——這便是人道主義的思想……這大同小異的人道主義思想，實在是現代文學的特殊。因為一個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統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堪的；所以這多麵多樣的人道主義的文學，正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
關於第二點，他在俄國作家庫普林的《晚間的來客》“譯後記”裏也作了十分透徹的說明：我譯這一篇，除卻介紹庫普林的思想之外，還有別的一種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現代文學裏，有這一種形式的短篇小說，小說不僅是敘事寫景，還可以抒情；因為文學的特質，更在感情的傳染……這抒情詩的小說，雖然形式有點特別，但如果具備了文學的特質，也就是真實的小說。
周作人如此感發是有其理據的，因為在他看來，高尚的理性雖然是人類所必須的特質，但假如感情不曾改變，對理性的高談闊論便永遠隻是空言空想，永遠沒有實現的時候。換言之，真正的文學應該能夠陶冶的感情，它一方麵固然能將人道主義的思想傳給我們，但同時也應將我們的主觀思想從理性移到感情，從而在我們的心底裏刻下深深的烙印，成為從思想到行動或事實的樞紐。周作人的這一段話還具有另外兩層重要意義：一是他在此首次提出了“抒情詩的小說”的概念，並強調小說的審美趣味，而這種審美趣味與藝術風格正是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學曆來所缺少的；二是情趣問題，在他看來，情趣的缺乏，歸根結底反映了思想、情感世界的局促，反映了人的心靈因受壓抑而呈現出的不自由狀態，這一點隻能顯示思想與情感的膚淺，而所有這一切都是渴望個性解放、人民覺醒的一代先驅所絕難忍受的。周作人介紹與倡導詼諧與憂鬱為一體的諷刺小說，借此改造民族審美趣味，進而影響民族性格，這一點充分地顯示了周作人五四時期小說翻譯理論的啟蒙主義特色。（錢理群，199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