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的哀禾(Juhani Aho),原名勃羅費爾德(Brofeldt),與莫泊桑、左拉是同時代的作家。他的作品多描述農民和小市民的生活,富於濃厚的鄉土氣息。早期的作品《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等反映了與世隔絕的農村生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這部中篇小說周作人於1921年譯出,發表在10月10日《小說月報》第12卷第10號“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上,後收入《現代小說譯叢》。譯文附有一篇“附記”,其中引用了倍因的觀點:“哀禾的藝術是將丕佛林多(Pivrinta)的一切的照相的精確與寬宏的善感,與來約南(Reijonen)的真實的滑稽結合而成,但哀禾的滑稽卻更廣且深;他此外又有優美的空想與活現的想象,——這些特質,在芬蘭小說家大抵很是缺乏的。”(王錦厚,1986:238)這些觀點一方麵交代了哀禾作品的文藝美學特征,同時也說明了他在芬蘭文壇上的地位,應該說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也有助於讀者對作者及作品的理解。哀禾早年的著作大都充滿了濃厚的鄉土氣息,愛國思想也多傾向於歌詠鄉土或懷慕古昔之情,隻是到了後來,他的創作才開始著重於寫實一麵。在周作人看來,《父親拿洋燈回來的時候》既然屬於前期的作品,其中更多的不過是滑稽的成分罷了,如此以來,他顯然誤解或忽略了小說中所蘊涵的那種譏諷的詼諧以及那種深藏在微笑下麵的苦楚與悲哀,也即所謂“含淚的微笑”。對於這種“懷慕古昔之情”,周作人的解釋是殖民者對芬蘭的“寬和”,這當然可視為周作人注重詼諧、滑稽與表現技巧的藝術趣味,但無論如何它與當時整個文壇的氛圍是不相協調的。
在丹麥文學中,周作人首先注意到的是作家兼文學評論家勃蘭兌斯,如上所述,勃蘭兌斯的《波蘭文學史論》和《波蘭印象記》曾引導他認識並愛上了波蘭文學,尤其讓他走進了顯克微支的世界。在《波蘭印象記》一書中,勃蘭兌斯慷慨激昂地疾呼:“波蘭興廢之機,在今日為一大事,是不啻即定民心暴力孰長世界也。使波蘭而當亡,則天下自由之種滅,而獨立諸邦亦將盡廢矣;使其不然,則自由之勢盛,強暴當去,而波蘭亦得自立。百餘年來波蘭為三雄所分宰,如砧石然,受其錘擊而未碎;今之所決,非錘擊當止,則世界文明當銷散也。”這呼聲曾在周作人心中引起過強烈的共鳴。
周作人對勃蘭兌斯的介紹基本上是與波蘭整個民族與文學交織在一起的,比如他在《藝文雜話》中還翻譯過《波蘭文學史論》中的一段詩文,詩文記述了外族入侵所致民族災難,其文悲涼慘淡,淒清優美,現錄於下:
吾問白楊,若胡戚戚,寧老霜凍脂,暴風振柯,抑彼寒泉,浸根下土耶□楊曰不然,風霜泉水,借不為害,第有韃靼,來自殊方,折吾柔枝,然作炬火,芳草青青,蹂為土矣,及今設燎之處,草不複生,禾黍摧殘,有若秋茇,胡馬渡川,獸為不飲,引弓射人,唯入墳墓,創乃愈耳。
引文下雲,波蘭詩人密克微支(Mickiewicz)兒時,曾聞此歌,至此所感深埋於心,其後在文學創作中,為詩多以複仇為主題,誌在喚起國人抗擊外族蹂躪的雪恥精神,他與波蘭另一位詩壇奇才斯洛伐支奇(Slowacki)並稱為複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