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禁使我們想起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引用勃蘭兌斯所言對密克微支詩篇《死人之祭奠》的評介：“惟吾神靈，已嗅血腥，一？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喝血喝血，複仇，複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報矣；即不如是，亦報爾！報複詩華，蓋萃於是，使神不之直，則彼且自報之耳。”周作人所引詩文悲涼淒清，魯迅所引詩句震耳發聵，兩者雖然一柔一剛，但都表明了勃蘭兌斯對波蘭文學獨具慧眼之處，也說明了他對波蘭文學的介紹之於五四文學家的重要影響。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除芬蘭、丹麥外，周作人又在《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和《哀弦篇》中提到了波希米亞、保加利亞、亞美尼亞等弱小民族，稱其“雖彈丸黑子之地，亦均文風淵朗，足以自雄”。（鍾叔河，卷3，1998：4）推崇之至，溢於言表。
值得一提的還有周作人在《哀弦篇》中對猶太作家的介紹。我們知道，猶太人是希伯來人的後裔，屬以色列民族。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統治期間，絕大多數猶太人被趕出居住地巴勒斯坦，流散到歐洲等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才恢複成立以色列國。在此以前，歐洲猶太人一直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深重壓迫，這樣猶太民族的境遇也引起了我國五四文學家的同情，猶太民族中優秀的作家也受到了他們的關注，正如茅盾先生所言：
猶太人現在是被壓製的民族；他們受人唾罵，鞭打，所以他們的文學自然而然的都成了同情於第四階級的文章。他們有宗教，他們對宗教的信仰極堅，因而對於將來的信仰也極堅，雖然是在“濕漉漉的抹布”生活裏，意誌終不懈怠，精神終不頹喪，《禁食節》裏便含著這種思想。
周作人對於猶太人也抱有一樣的同情心，他在《哀弦篇》中首先引用了拜倫的《希伯來小調》（Hebrew Melodies）一詩：“狐狸有窟，鷓鴣有巢，民有鄉土，以色列人獨餘邱墓。”接下來分兩派對新希伯來詩人作了詳細的介紹：一是迦理爾派，一是西班牙派。前者以詩人迦理爾（Kalir）得名，迦理爾生於公元9世紀，一生詩作200餘篇，多詠歎故國，如其中一首寫道：“神聽吾言，拯此下民，複昔日葡萄之園，斥生客而去之，扶什翁廢門，複吾民故土也。”顧名思義，西班牙派詩人都居住在西班牙境內，其代表人物是哈思陀（Chasdai Shaprut），與迦理爾屬同時代人。哈氏著名詩篇有《什翁之詩》，其中寫道：“孰能為吾先導以訪靈跡乎？是昔天使照臨古德之地也。又孰能假吾羽翼以返故鄉乎？俾歌吟吾得息倦足於廢墟也。”（鍾叔河，卷8，1998：364）
關於周作人對猶太民族文學的介紹，我們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盡管周作人也譯介過新猶太作家的作品，如賓斯奇的戲劇《被幸福遺忘的人們》等，但他所選擇的大都是年代較為久遠的作家。然而就這些作家的作品而言，我們仍不能否認其現實意義，因為在周氏看來，它們都具有反抗壓迫的人道主義或愛國主義的主題，而這一點與“被損害民族的文學”運動的宗旨恰恰是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