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匈牙利文學，這裏不能不首先提到裴多菲（Petfi Sandor）。裴多菲是匈牙利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的詩多歌唱生活與愛情，歌唱民族的覺醒與祖國的自由，最後以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首最偉大的史詩，成為匈牙利文學史上最光輝的名字。裴多菲短暫而輝煌的一生以及他那或纏綿或激昂的詩篇曾經影響了我國新文學史上的一大批作家和詩人，周作人當然也不例外。
周氏最早介紹裴多菲的文字是《裴彖飛》一文，文中寫道：裴多菲“幼而瑰特，有三事異人：素愛獨立，願為優，天才長於詩也”。（鍾叔河，卷8，1998：540）在該文中，周作人還翻譯了他的“自由，愛情”一首詩：“歡愛自由，為百物先。吾以愛故，不惜舍生。並樂蠲愛，為自由也。”這首詩幾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誠如魯迅先生所言：“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為了祖國而死在哥薩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茅盾先生也指出：“裴多菲的詩是青年的詩，凡讀了裴多菲的詩，無有不激發起青年的精神的。他是一個匈牙利愛國詩人，但是讀了他的詩，看不見匈牙利的他，隻剩下一個愛人類愛自由的裴多菲了。”這也應該是周作人當時的感受，他曾以同樣的熱情歌頌過裴多菲，並將他與拜倫相提並論，稱其為真正的“革命詩人”。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裴多菲之於周作人，其影響遠不如對魯迅或茅盾等人那麼深刻，在匈牙利作家中，周作人投注了更多心血的是小說家育珂摩耳（Jók ai Mór）。育珂摩耳是匈牙利著名作家，一生著述甚多，達200餘種，他尤其以曆史小說見長，被譽為“匈牙利的司格特”。周作人於1908年6月翻譯了他的《匈奴奇士錄》，並在所作“序”中對作者及所譯小說作了介紹。這部小說描寫了1848年革命中匈牙利人民反抗奧地利民族壓迫的鬥爭，關於這場鬥爭的背景，周作人在“小引”中寫道：“匈牙利故黃人，而民殊雜糅，中以摩陀爾人為主，什克勒義雲邊人，亦其近族，方匈奴也。其民自稱阿帖拉之眾。阿帖拉者，匈牙利語曰遏諦來，匈奴之長。”在這場獨立戰爭中，摩陀爾人和什克勒人力量很強，引起其他非匈奴民族的猜忌，於是奧地利統治者從中施展陰謀，挑撥離間，使獨立戰爭以失敗而告終。1910年，周作人又寫了《育珂摩耳傳》一文，文中對育珂摩耳的一生進行了詳細的介紹：
育珂著作，流別出於古風，故其書多傳奇，意在自怡悅，非如近代文家，欲探討人生疑義，發其隱微……育珂為小說，長於創造，所作長短二百餘種，皆各具新彩，無相因襲。其行文亦輕巧，機局徐展，妙緒環生，不暇應接。顧其弊在張皇粉飾，為傳奇派同病。育珂又長於滑稽，特未嚐流於纖薄，或為刻苦，惟輕妙可人意，益以神思挺拔，附以藻采。故每成一書，情態萬變，？麗富美，善移人情，蓋自《一千一夜》以來，鮮讎對也。（鍾叔河，卷8，1998：550）
由引文可見，就《匈奴奇士錄》而言，周作人感興趣的在於它的“古風”韻味，也在於作者那種“神思挺拔”、“善移人情”的獨特的創作風格。這似乎稍微遠離了“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所倡導的主題思想，但“移情”一說與周氏在《紅星佚史》“序”中所提出的觀點還是一致的。此外，這本書的翻譯早在五四新文學運動10年以前，它一方麵反映了周氏當時的思想狀態與文學情趣，同時育珂摩耳總算是一位“被損害民族”的革命作家，而且《匈奴奇士錄》所記故事也與民族獨立有關，因此，這本書的翻譯也應該視為“被損害民族文學”運動的一個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