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2月，周作人又翻譯了育珂摩耳的另一篇小說《黃薔薇》。該書是作者晚年富有現實意義的一部優秀作品，它描寫了匈牙利古老草原上兩個青年男子同時愛上一位酒店姑娘的故事，展現了迷人的草原風光以及絢麗多姿的草原人民的生活。故事以姑娘被一位異國富商帶走而結束，由此也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以及金錢對人們的誘惑。《黃薔薇》中牧歌似的美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他將此作譽為育珂摩耳之“絕唱”，其“文思富美，盎然多詩趣”，“且事出匈牙利大野，其地民風物色，別具異彩，觀所敘述，宛若畫圖”，“故讀其書，泛以小說論之，可；然不若取其美致，作詩詞觀之，尤可欣賞也”。（鍾叔河，卷8，1998：553）
周作人深深地陶醉在了這種“美致”之中，他認為育珂氏的這部傑作可與兩千年前古希臘詩人諦阿克列多斯的牧歌相媲美。他對兩人的作品進行了比較，並以諦阿克列多斯幾首牧歌作為引襯來說明兩者所共有的“？麗富美”之處。
然而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黃薔薇》不盡然是古希臘牧歌的仿擬之作，正如周作人在《〈黃薔薇〉序》中所言：《黃薔薇》“源雖出於牧歌，而描畫自然，用理想亦不離現實，則較古為勝，實近世鄉土文學之傑作也”。（同上：558）也就是說，除牧歌的美以外，周氏所注重的的確還有這一層脫離了唯美色彩的“不離現實”的意義，而且作者對祖國風物的傾情描寫本身也蘊涵了豐富的愛國主義思想，這也可以說正體現了周作人一貫提倡的“益智”與“移情”的文學創作與翻譯觀。
同《匈奴奇士錄》一樣，《黃薔薇》也是從英文轉譯的，不過它的譯者是丹福特女士（Beatrice Danford），而《匈奴奇士錄》則是由倍因先生（R.N.Bain）翻譯的。提起這位倍因先生，周作人總是難以忘懷的，他在《〈黃薔薇〉》中不無深情地說：“這些舊譯實在已經不值重提，現在所令我不能忘記者卻是那位倍因先生，我的對於弱小奇怪民族文學的興趣，差不多全是因了他的譯書而喚起的。”倍因是英國皇家博物館館員，是一位博學多識的學者，懂得多門語言，他著有《安徒生傳》，翻譯過俄國托爾斯泰、高爾基以及芬蘭作家哀禾的小說，此外還譯有丹麥、俄國、哥薩克、土耳其、羅馬尼亞等國家的童話，但他翻譯最多的還是育珂摩耳的小說。周作人認為，就他個人而言，正是因為倍因，他才“知道文藝有匈牙利，正如由於勃蘭特思（Brandes）而知道有波蘭”。事實上，對周作人來說，倍因的影響不僅僅在這一個方麵：“倘若教我識字的是我的先生，教我讀書的也應該是，無論見不見過麵，那麼R.Nisbet Bain就不得不算一位，因為他教我愛好弱小民族的不見經傳的作品，使我在文藝裏找出一點滋味來，得到一塊安息的地方，——倘若不如此，此刻我或者是在什麼地方做軍法官之流也說不定吧？”（鍾叔河，卷8，1998：562）就文學生涯而言，這些話應該是屬實的：直到幾十年以後，當他根據倍因的版本譯出《俄羅斯民間故事集》和《烏克蘭民間故事集》時，當他想到倍因先生給他帶來的在弱小民族文學譯介方麵那些並非無足輕重的功勞時，他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倍因先生不僅僅是他弱小民族文學方麵的蒙學老師，他還不啻影響了自己的一生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