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俄國文學的借鑒並非是一花獨放的，這一點我們前麵已經有所提及。嚴格地講，“被損害民族的文學”真正所指應該是波蘭、芬蘭、匈牙利等一批東歐弱小國家的文學。事實上，五四運動的先驅們也沒有把全部精力投注於俄國文學的譯介上，他們的眼光是遠大的，他們同情的是那些與中國命運不僅相似而且相同的被奴役的民族或國家的文學，因為在這樣的文學中，他們才真正能夠聽到從骨子裏發出的正義的呼聲，能夠從中求得幫助自己掙脫鎖鏈的萬能鑰匙，也能夠求得醫治民族痼疾的靈丹妙藥，這一點至少是當時那一代人的共識。
繼《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後，周作人又於1908年12月在《河南》上發表了《哀弦篇》一文，文中對波蘭民族及其文學作了詳細的介紹。他指出，波蘭民族“武勇忠信，富於感情而短於思慮，凡事苟屬故國，則急起從之，他非所顧矣”，波蘭人“性情卓越，自古見之文章”，讀波蘭國歌，令人有“悲涼激越”之感，波蘭的詩篇，則能“托物寄懷”，皆“哀音發於自然”。波蘭決不乏優秀卓絕的詩人，波蘭更不乏氣勢恢弘之詩作，詩中且有他人莫及的特質，即“詩中事物無不與國事相關”，即使是言及愛戀，詩人亦能“緩其小而急其大，於是士女之愛，移易為國家之憂”。波蘭詩歌作品另一難得之處在於“詩人之所言，莫非民心之所蘊”，因此波蘭舉國上下，“民以詩人為導師，詩人亦視民如一體”，也正因為如此，波蘭詩人之聲才能“達民情，振民氣，用盡其先覺之任而已”，即使國家衰亡，愛國之心則未泯滅，所謂人活於魄，國存於魂，魂魄存，則希望在。總之，周作人認為，“詩人者，國之先知，以預言詔民，而民聽之”，而波蘭詩歌所記，皆悲壯意深，“邦國銷歇，身世飄零，托物寄懷，哀音發於自然，慕浮華者將斥之以樸野”，故此他認為，“顧吾竊有取者，良以悼亡傷逝，人情所同，讀其詩亦重哀其遇”，言中寄托了對波蘭詩人乃至整個民族的深刻同情。
在本文中，周作人還特意提到了波蘭小說家顯克微支（H.Sienk iewiez），稱其《炭畫》“技甚神，餘人莫能擬也”，又將《酋長》譽為“文情哀怨，斯真波蘭之文章耳”。顯克微支是波蘭最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並有一顆渴望祖國解放的火熱的心，憑著這樣的思想和這樣一顆愛國之心，他在創作中便能以最深摯的同情心來反映波蘭人民的苦難，能夠以最殷切的希望去鼓動波蘭人民為爭取解放而進行堅苦卓絕和不屈不撓的鬥爭，而這種文學思想已足以成為周作人將其引為知己的原因了。
顯克微支的文學思想與創作態度以及他那充滿抗爭精神的作品也的確引起了周作人的極大關注，他早在《域外小說集》第一集中就翻譯了顯氏的《樂人楊珂》、《天使》和《燈台守》3篇短篇小說，後來又翻譯並發表了揭露罪惡殖民統治的小說《酋長》以及反映波蘭農民悲慘命運的小說《炭畫》。《炭畫》是顯克微支的代表作，它描寫的是一場令人震驚的社會悲劇。他在《關於〈炭畫〉》一文中寫道：“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言情，無不佳妙，寫民間疾苦諸篇尤勝。事多慘苦，而文特奇詭，能出以輕妙詼諧之筆，彌足增其悲痛，視戈戈耳笑中之淚殆有過之，《炭畫》即其代表矣。”（鍾叔河，卷8，1998：571）正是這種“別無誇飾”並能令讀者“愈覺真實”的文體特征，才使周作人深感佩服，以至於發出了“其技甚神，餘人莫能擬也”的感歎。
周作人雖然也曾翻譯過波蘭其他作家的作品，但唯有顯克微支是他的最愛，在他翻譯的14篇、部波蘭小說中，顯克微支的小說就占了一半，此外，他還曾多次專文對顯氏作過詳細的介紹，可以這樣說，在所有的東歐弱小民族文學中，顯克微支當屬周作人介紹最細、翻譯最多的作家了。
關於周作人的波蘭文學譯介活動，這裏有必要提到丹麥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G.M.Brandes），尤其是他的《波蘭印象記》和《波蘭文學史論》兩書。事實上，周氏關於顯克微支的生平材料幾乎都是從勃蘭兌斯那裏得來的，勃蘭兌斯論及顯克微支的話他也曾一再引用。此外，他的整個波蘭及其民族文學方麵的知識也都是通過勃蘭兌斯而獲得的，這一點可見於他早期的論文《哀弦篇》，其中有這樣一段關於波蘭民族鬥爭之重要性的引述：“吾人征諸史跡，而知波蘭一國猶象征也，所以標示人生奧義，人類之自由，邦國之獨立也。故觀波蘭之前路，即可決文明之將來；使其終於滅亡，則必在現世歐州強暴之力為政天下時矣。”勃蘭兌斯這種激進的思想自然會引起周作人的強烈反響，勃蘭兌斯的這種觀點當然也就成了周作人的波蘭民族觀和波蘭文學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難怪他會說正是勃蘭兌斯才讓他知道了世界上有文藝上的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