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介紹弱小或被壓迫民族文學作家及作品的文章最早的一篇應為1908年發表於《河南》第4、5期上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一文。在本文中，他首次提到東歐的斯拉夫民族文學之偉大，認為俄國文學雖然為近年來剛剛興起，卻能“思潮奮發”，有“一日而千裏”而“並天下”之勢：
古史而外，有新進之民，朝氣方作，為世界華，而足證前例者，吾當推斯拉夫民族矣……中之著者，莫若俄國。俄故後起，百度鹹亞於歐土諸邦，第特美所鍾，乃在藝文，思潮奮發，一日而千裏。席卷之患，故不盡在甲兵；靈明之蝕，猶城下也。英人愛諾爾德（M.Arnold）曰：俄之文章，後其並天下歟□（鍾叔河，卷3，1998：4）
在周作人的這類介紹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很明顯的傾向：一是波蘭、芬蘭、匈牙利等歐洲弱小民族的文學，一是俄國文學。在這裏，波蘭、芬蘭、匈牙利等無疑是被損害的弱小民族，至於俄國，則由於它當時也正在反抗專製，因而它雖然並不弱小，卻也被列入被損害的民族之列，而且成為周氏兄弟譯介的重點。的確，同魯迅一樣，周作人於五四以前在俄國文學譯介方麵也投入了最多的心血。據統計，在周作人前期所有的翻譯作品中，俄國文學占了最大的分量，而在介紹方麵，他也發表幾篇係統性很強的重要文章，其中既有宏觀的洞察，也有微觀的分析，在“文學研究會”所發起的“被損害民族的文學”運動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這些文章中，《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1920年11月15、16日刊《晨報副鐫》）一文代表了周作人自己的思想與觀點，也是我們需要重點了解的。
文章開宗明義地指出，俄國文學的背景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它的文學發展情形與思想內容也最值得我們注意研究。他還指出，俄國文學不愧為真的文學，它既是社會的，也是人生的，它的成因則緣於俄國社會特別的情形，而正是這一特別的情形，才使得俄國文學迅速發展並屹立於世界文學之林。由此他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特別國情與西歐稍異，與俄國卻多有相同之處，所以我們相信中國的新文學當然也應該是社會的和人生的文學。
在強調俄國文學的借鑒意義的同時，他還從宗教、政治、地理、生活、文學等5個方麵分析了俄國與中國在各自國情上的差異及其對文學的影響，並從中為我國新文學的發展找到了希望：中國是一個老的民族，但這一代的人卻還是老民族裏的少年，我們還可以用個人的力量聚集起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生氣，如能汲取他國文藝複興的思想並借以表現自己特別的國情，新文學的發生將會成為可能，新文學的進一步發展也將改善全體國民的現實思想。
對任何事物和現象的對比分析，其目的無非在於找出差距和差異並從中找到契合點，也無非要從差距和差異中尋找到更多的能夠交互和對話的方麵。周作人之所以要對中俄兩國文學的差異進行事無巨細的考究，其目的便在於此。此外，他的分析是在首先肯定了俄國文學中有值得中國借鑒的東西這一前提下做出的，這也進一步證明了他的良苦用心。當然，周氏的分析也不乏偏頗和不足之處，但在研究視角和分析手段上，他的取道應該說是領先於時代的，也可以這樣說，在向外國文學進行借鑒時，周作人首次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模式。也正因為如此，這篇文章後來才會被一再轉錄，可見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俄國作家中，周作人最為推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 sky），他不僅專門翻譯了一篇關於陀氏的介紹性文章，而且在別處也曾多次對其進行介紹並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比如在《三個文學家的紀念》一文中，他就對陀氏小說寫出許多“被侮辱與損害的人”表示了讚許，甚至稱其為“文學上的人道主義的至極”，認為“便是托爾斯泰也還得退讓一步”，因為他所作的幾十篇小說“無一不是驚心動魄之作”。（鍾叔河，卷8，1998：421）關於這種“人道主義的至極”以及“驚心動魄”之處，我們可以看一看周作人翻譯的《克羅加耶》（Krotkaja）這一被他認為是陀氏最美的短篇小說末章當鋪主人的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