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放在如何一個樂園中嗬！我心中已現出一個樂園，我亦想造個樂園給你住。或者你不愛我，但此亦無妨。倘你自己願意，我們原可以同從前一樣的相處，你就隻同我談天，同朋友一樣。我們仍舊能夠愉快，相視而笑，安樂度日。倘你或愛著別人，——這恐是必然的事情，——你可以去同他散步，同他談笑。我隻立在路旁看著你。啊，這也無所不可，隻要你肯再開一開眼，就一刻也好嗬！你可能再注目看我，像幾分鍾前你立在這裏，對我說仍為我的誠實的妻那時候嗬。啊，你要再開一開眼，一切事情，就都可明白了。（鍾叔河，卷8，1998：419―420）
讀著這段獨白，我們的確能產生周氏所謂的“悲涼殊甚”感，也不能不對主人公寄以深刻的同情。這段獨白雖然是丈夫對亡妻的懺悔，但在我們看來，它不啻表現了整個人類之愛，就像《罪與罰》（Crimeand Punishment）中拉科尼科夫跪在妻子麵前時所說的那樣：“我不是跪在你麵前，而是跪在整個人類的苦難麵前。”
除專文以外，周作人還常常通過譯文“序言”、“後記”、“附識”等形式對有關作家進行介紹，這也是他長期以來養成的習慣。在這樣的“前言”或“後記”中，周作人往往能夠簡潔而又不失全麵地將所譯作品及其作者的情況再現於讀者麵前，有時還能夠做到旁征博引，用他人的觀點來增加論述的客觀性。下麵是他為所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莊中》作的“譯記”：
契珂夫（A.P.Chekhov）一千八百六十年生俄之南，長學為醫，後以文章名世，著有傳奇數種及小說百餘篇。凡所為文，趣旨與西歐迥別。俄人斯忒蘭涅克（I.Strannik）論之曰，近世俄國施政至厲，靈智之士不適於生，而庸眾反多得誌，著者亦嚐雲，賢人困頓，蓋其定命爾！惟世究鮮賢哲，故所圖寫，以猥瑣者為多，而於書中之人，則不寄之同情，特有譏刺而已。如此篇者，即其一也。（鍾叔河，卷8，1998：537）
就是這麼短短百餘來字，譯者既介紹了作者的生平、創作風格以及所譯作品的格調，又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同時還引用別人的觀點對此作進一步的論證。所有這些都無疑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尤其是那些他們不太熟悉的內容與題材獨特的“被損害民族的文學”作品。
眾所周知，俄國文學曾一度影響過一大批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驅們，除周作人外，李大釗、魯迅、瞿秋白、郭沫若、鬱達夫、茅盾、鄭振鐸等都曾與俄國文學有過密切的關係，也正是通過他們不懈的翻譯、介紹或研究，俄國文學中的人生的或人道主義的思想才得以引進，並對我國新文學的雛形與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換言之，假如沒有周作人等一大批文壇先驅們的努力，我國新文學運動的發生與發展也許還要走更多的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