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一生著譯逾一千五百萬字，其中翻譯約占去一半。可以這樣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能像他那樣兼事著譯並取得如此成就者恐怕是屈指可數的。就翻譯而言，周氏的譯介活動可大致分為解放前後兩個階段，而從範圍上來看，則可以明顯地劃分為三塊：古希臘文學、日本文學和歐洲文學。再從時間上分析，三者又呈現出交叉的現象，其中希臘、日本文學的譯介活動開始較早，但解放以後才真正達到了高峰期，歐洲文學的譯介則主要集中在1927年以前，這以後雖偶有涉筆，而從1936年以後，周作人基本上停止了這方麵的譯介活動。新中國建立後，周作人隻翻譯了《烏克蘭童話集》和《俄羅斯童話集》兩本與歐洲文學有關的作品，並與施蟄存合作翻譯出版了《顯克微支短篇小說集》一書，另外還寫過《裴多菲的小說》一文，除此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古希臘文學以及日本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上。
周作人的歐洲文學譯介活動也可以大致分為兩塊：一是東歐和北歐弱小民族的文學，一是西歐國家的文學。關於後者，我們將另章介紹，這裏先就前者作詳細的探討。
周作人於1906年秋季來到日本，此時魯迅也剛從仙台醫學專科學校轉至東京，決定走文學救國的道路。在這以前，魯迅曾打算辦一份自己的雜誌，擬取名為《新生》，周作人來東京後，也加入了雜誌的籌備工作，並動手撰寫《三辰神話》一文，準備在《新生》創刊號上發表。後來由於經濟上的原因，《新生》終告流產，《三辰神話》也就成了未完稿。
盡管如此，兩人並沒有氣餒，而是開始了周作人後來稱之為“《新生》甲編”和“《新生》乙編”的兩項重要工作。所謂“《新生》甲編”，就是在《河南》上發表文章，借以闡述自己的文學觀點。就周氏兄弟的文學生涯而言，這是一個具有開拓意義的時刻，因為就是在這兩年裏（1907―1908），他們各自發表了一生中的第一批重要文論，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周作人的《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哀弦篇》等都是在這時麵世的。
所謂“《新生》乙編”，就是上、下兩冊《域外小說集》的翻譯與出版，這也可以說是對“《新生》甲編”的實踐印證。《域外小說集》第一、二集分別由東京神田印刷所出版於1909年3和7月，內收小說16篇，其中周作人翻譯13篇。關於這套書，魯迅在“序言”中寫道：
《域外小說集》為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為常俗所囿，必將犁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籀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濤之微漚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
一個月後，上海《時報》上登載了《域外小說集》的廣告，其中寫道：
是集所錄，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結構縝密，情思幽眇。各國競先選擇，斐然為文學之新宗，我國獨闕如焉。因慎為譯述，抽意以期於信，繹辭以求其達。先成第一冊，凡波蘭一篇，美一篇，俄五篇。新紀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濫觴矣！（張菊香、張鐵榮，1999：81）
“序言”和“廣告”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本書用了“信”與“達”的直譯翻譯方法，二是本書將“文學新宗”引入中國為首開濫觴者。此外還有一點同樣重要的是，隨著《域外小說集》的付梓，東歐“被損害民族”的文學開始在中國文壇上亮相，這不啻給國內沉寂思想界吹起了一波漣漪。也正因為如此，《域外小說集》一問世，立即受到了日本文學界的注意：1909年5月1日日本東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第508期上刊登了一則消息，其中對《域外小說集》作了比較客觀的介紹與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