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域外小說集》在國內並沒有受到人們的及時重視，隻是到了後來，才有人開始給予高度的評價，在這方麵，台靜農先生所言可謂最具有代表性：
《域外小說集》的內容，選擇是極嚴謹的，他選擇的小說，一是偏重斯拉夫民族的係統，一是被壓迫民族的作品，日本那時的翻譯界雖然比較發達，然而還沒有注意到這兩方麵，周作人先生的《關於魯迅》文中，說得很詳細了，他愛斯拉夫民族的係統，那種堅實的反抗精神，同時他同情於被壓迫民族的沉重的氣息。
比較而言，這種評價的確來得太晚了。究其原因，則正如馮至先生所言：“我們不能不承認它為采取進步而嚴肅的態度介紹歐洲文學最早的第一燕。隻可惜這隻燕子來得太早了，那時的中國還是冰封雪凍的冬天。”（郭延禮，1998：446）然而事實並非完全如此，也不像魯迅所說的“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應該說《域外小說集》在當時還是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它還是完成了曆史所賦予它的使命，關於這一點周作人晚年曾有過如下記述：
但是這努力也並不是完全消滅，因為在“五四”以後發生新文學運動，這也可以看作“新生”運動的繼續。當初域外小說集隻出了兩冊，所以所收各國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個趨向的，這便是後來所謂東歐的弱小民族……換句話說，這實在是應該說是，凡在抵抗壓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習慣了這樣的稱呼，直至“文學研究會”的時代，也還是這麼說；因為那時的“小說月報”還出過專號，介紹弱小民族的文學，也就是那個運動的餘波了。（周作人，1999：207―208）
周作人的話並沒有言過其實，當1921年“文學研究會”成立時，乃至《小說月報》推出“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以後，周氏兄弟3年前所提出並身體力行的“為人生”的文學思想，終於成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主流。
回顧周作人早期的譯事活動，我們認為他應該是譯介“被損害民族的文學”作品的第一人。早在《域外小說集》付梓以前，他就翻譯了俄國斯諦勃鄂克的小說《一文錢》、俄國阿？托爾斯泰的《勁草》、匈牙利育珂摩耳的《匈奴奇士錄》、俄國契訶夫的《莊中》等小說，《域外小說集》停刊後，他仍然譯筆未輟，先後譯出了育珂摩耳的《黃薔薇》和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炭畫》兩個中篇小說以及大量歐洲弱小民族文學作家的短篇小說。在這一時期，周作人譯出的與“被損害民族的文學”有關的作家及作品共26人約60餘篇（部）。由此可見，周作人不僅是介紹歐洲弱小或被壓迫民族文學的第一人，而且在整個“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譯介活動中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