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佚史》為英國哈葛德（H.R.Haggard）與安德魯？朗合著的小說，書名原為《世界之欲》（The Worlds Desire），嚴格地說，這是一部半埃及半希臘的神話小說，其中描寫了3500年前古希臘黃金海倫的故事。正如序言中所記述的那樣，在這本書的翻譯過程中，譯者十分重視原文文學價值的移譯。
如上所述，《紅星佚史》在周作人的希臘文學翻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他早期的這類譯作則基本上都是從英文重譯過來的。1908年秋，周作人開始學習希臘文，目的是想在學成之後把不夠古奧的漢譯《聖經》中的“新約”或至少四福音書譯成佛經似的古雅的文體。然而事過幾年後，他的複古思想發生了變化，當他再次翻看《聖經》時，覺得當時的“官話和譯本”已經不錯了，於是開始的那一種願望便被放到了一邊。
在以後的幾年裏，他沒有再動譯筆，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希臘神話介紹方麵。直到1916年，他才又用古文譯出了海達羅斯的《媒媼》和《塾師》兩首擬曲，並以《希臘擬曲二首》為題發表在《中華小說界》第10期上。他在“題記”中這樣寫道，“今譯二篇，其述塾中師生，及媒媼形狀，曆曆如在目前，今古人情，初不相遠，所可笑也”（鍾叔河，卷8，1998：188），可見他對於作者及其作品是何等的偏愛。1917年，他又翻譯了古希臘忒俄克裏托斯的《牧歌》中的第十首，以題為《古詩今譯》載於1918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2號上。他在“題記”裏寫道：“Theokritosh牧歌（Eidyllion Bukolikon）是二千年前的希臘古詩，今卻用口語來譯他；因為我覺得他好，又相信中國隻有口語才可以譯他。”（同上：206）《古詩今譯》是周作人第一次將白話運用於翻譯，也是他“所寫的第一篇白話文”，因此這對於他來說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也正是有了這“第一次”，他才開始了自己的白話文翻譯與創作生涯的。
繼《古詩今譯》後的十幾年間，周作人把創作之餘的大部分時間放在了日本文學譯介上，隻零星地相繼譯出過藹夫達利阿諦斯、海羅達思、郎戈思、琉善的短篇小說以及薩福、忒俄克裏托斯的詩或牧歌等。本期比較重要的譯文是1922年翻譯的琉善的小說《冥土旅行》，其中描寫一個借人民的力量而奪取政權的殘暴僭主到了冥河邊上還要求返回陽間，另外一個窮苦鞋匠則覺得死後平等自由，很樂意進入冥土。小說用的是散文對話體，寫出了古代喜劇的精神，它所開創的新體，堪稱為後世所宗。
從選材上來看，周作人這一時期的譯文明顯地帶有較強的隨意性，分析其中的原因，我們不難從他一貫的風格中找到答案：在他的一生中，學以致用是他始終堅持的原則，比如他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對當時的這種心態就作過如下描述：學了希臘文，這樣擱置下去，總覺得有點像學了屠龍之技，不大很好，心想譯點東西出來，聊以作個紀念（周作人，1999：197）。於是即使再怎麼繁忙，他還是要偷閑顧及到全麵，以免辜負了早年得來不易的“屠龍之技”。
也許他一方麵擔心如此下去會真的丟掉了“屠龍之技”，同時也難以割舍1916年他與海達羅斯結下的緣分，於是到了1934年，他在胡適的鼓勵下，又把發表過的兩首希臘擬曲重新用白話譯過一遍，再將同一作者的另外5首擬曲全部譯出，連同忒俄克裏托斯的5首計4萬餘字，以《希臘擬曲》為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對於這本小冊子的出版，周作人感到了從來沒有過的滿足，他在譯本序言中寫道，自己平常也曾翻譯過一些文章，但從來沒有投入過如此多的精力和時間，這本書的譯訖實在可喜，因為它表明自己這30年來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其實這也難怪，正如譯者所言，《希臘擬曲》是他從事希臘文學翻譯生涯中的第一個真正付出了心血的結晶，它不啻還了自己多年的夙願，所以欣欣然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與此同時，值得慶幸的當然不僅止於周作人本人，《希臘擬曲》問世的意義還在於它為當時紛亂的文壇吹起了一陣清風，因此他的努力與成就也具有了普遍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