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絕妙的譯詞，周作人竟稱隻是“疏其大意如右”，他對薩福詩歌作品的傾情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上，這份傾情一直伴隨周作人走過了30餘年的歲月，直到1949年，他終於編譯訖一本薩福生平及詩歌作品的小冊子，這才“聊以了多年的心願”，並“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了。
除薩福外，周作人還譯介過其他幾位古希臘重要詩人的作品，比如他曾於1918年和1925年翻譯了忒俄克裏托斯的牧歌第10和第28首，這兩首詩翻譯時用的是白話體，而詩人卻出生於兩千多年前，因此他的嚐試可謂是極為不易的。關於這一點，他於1925年寫了《沙漠之夢》一文，文中道出了從事這種具有開拓意義工作的苦衷：
周作人在《希臘女詩人薩波》“序言”中說：“介紹希臘女詩人薩波到中國來的心願，我是懷的很久了。最初得到一九0八年英國華耳敦（Wharton）編的《薩波詩集》，我很喜歡，寫過一篇古文的《希臘女詩人》，發表在紹興的劉大白主編的《禹城日報》上邊……即是附錄中的那些薩波的原詩譯文，一一校對海恩斯本的原文，用了學究的態度抄錄出來，隻是粗拙達旨，成績不好，但在我卻是十分想用力的。既無詩形，也少詩味，未必值得讀，但是介紹在《詩經》時代的女詩人的詩到中國來，這件事總是值得做的。古典文學即是世界文學遺產的一部分，我們中國應當也取得一份，隻是擔負的力氣太小，所以分到得也太少罷了。”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8月版《希臘女詩人薩波》。
諦阿克列多思在二千二百年後被譯為中國的白話，想起來有點奇怪。這不為別的，隻覺得諦阿克列多思與白話似乎很不相配，讀了自己的譯文有時竟覺得不像是諦阿克列多思的話，我的白話是這樣的非牧歌的。但是我所能寫的隻是白話，所以沒有別的法子……現在的白話誠然還欠細膩，然而俗語說得好，“醜媳終於要見公婆麵”，索性大膽地出來罷，雖然不免唐突了古人。（同上：188）
1923年7月，他還寫了《希臘的小詩》一文，文中對希臘文學中的詩銘（Epigramma）等小詩及其作者進行了介紹。希臘詩銘最初用於造象供品及墓石上，所以務取文詞簡約，意在言外。在希臘人看來，詩銘的條件隻是簡練一種而已，比如詩人西蒙尼台斯（Simonides）為2400年前在與波斯軍隊對抗中戰死的三百斯巴達將士所作的墓誌銘中有雲：“外方人，為傳語斯巴達人，我們臥在此地，依照他們的規矩。”這是一首著稱於世的小詩，它不但表達出了斯巴達人的精神，而且還充分表現了希臘文化中所特有的那種節製之德。
本文中他又一次提到了薩福，指出“薩普福的詩盡散逸”，並翻譯了其中的5首，這裏摘錄兩首：
正如甘棠在樹頂發紅，在樹頂上，所以采果的人忘記了；
不，不是忘記，隻是夠不著。
黃昏呀，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驅散的一切，你招回綿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親的旁邊。
周作人認為，薩福的詩頗能給人一種令人向往的牧歌美，這樣優美的意境在另一位詩人美勒亞格羅思（Meleagros）的詩中也可以找到：
我將編白地丁，將編柔軟的木水仙和桃金娘，我將編那微笑的百合，將編甜美的番紅花，更編入紫的風信子，將編那戀人們所愛的薔薇，——
戴在香發的日惠的鬢上，當作華？飾她的豐美的長發。
然而詩人的心情並非總是樂觀的，且不說悼念別人的墓誌銘，我們時常還不難發現一些自悲自憐的厭世的歌。比如西蒙尼台斯這樣寫道：
健康是人生的第一幸福，其次是先天的美，第三是正當的財富，第四是友朋間長保年少。
我裸體來到地上，又將裸體走往地下，為什麼還要徒勞，既知究竟隻是裸體。
這兩首詩表達的顯然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境，一是現世主義的讚歌，一是厭世主義的哀歌，表現了希臘小詩內容和體裁的多樣性。
繼上述兩文後，周作人還發表了《關於〈幾首古詩的大意〉》（1924）、《希臘諷刺小詩》（1924）、《戲譯柏拉圖》（1927）、《希臘古詩》（1927）、《關於〈希臘人之哀歌〉》（1927）、《古希臘戀歌》（1928）、《關於〈古希臘戀歌〉》（1930）、《希臘的古歌》（1930）等若幹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對希臘詩人及其作品作了更為詳細的介紹。
除此之外，周作人還通過其他方式對古希臘作家和作品進行了介紹。比如1918年10月，他根據講稿編寫了《歐洲文學史》一書。書稿共分3卷，其中第一卷就是專門介紹古希臘文學的，本卷首先分門別類地對希臘文學的起源及其史詩、歌、文、戲劇、雜詩、雜文等進行了大致的介紹，最後綜合各章內容總結如下：
美國Frederick Robertson論希臘思想，立四要義，曰一無間之奮鬥，二現世主義，三美之崇拜，四人神之崇拜。今得合之為二，曰美之宗教，曰現世思想，略言其要，蓋皆希臘古代之精神。而後世文藝思潮中，時或隱見，至近來乃益顯。新希臘主義Neo Hellenism之複興，實現代思想之特征，至可注之者也。
在本書中，作者通俗地講解了希臘文學的來龍去脈，這對於一般讀者了解和學習希臘文學是一個很好的途徑，但就整體而言，它則有太過籠統之嫌，宏觀上大手筆的把握使其缺乏了對個別作品的具體介紹。然而我們並不能把這一點歸咎於作者，因為該書畢竟不是專門用來介紹希臘文學作品的。所幸的是，對於本書的缺憾，周作人通過撰寫大量的介紹性文章進行了彌補。繼《歐洲文學史》出版後，他相繼發表了40餘篇介紹性論文，此外還通過“序言”、“引言”、“譯記”、“題記”、“附記”、“後記”、“例言”、“序跋”等形式對希臘重要作家的作品進行分門別類的介紹，介紹的作品除薩福的詩歌外，還有荷馬的史詩、海達羅斯的擬曲、忒俄克裏托斯的牧歌、伊索的寓言、歐裏庇得斯和埃斯庫羅斯的悲劇、阿裏斯托芬的喜劇、琉善的對話題小說等等，所有這些幾乎囊括了古希臘各個時期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
在各家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盧奇安對話集》一書。在這本書的序言《關於盧奇安》和諸篇引言中，周作人對盧奇安（今譯“琉善”）其人以及書中所收各篇譯文均作了十分詳細的介紹。正如下文所言，該書是周作人的最後一個希臘文學譯本，而且幾乎付出了晚年的全部心血，為了讓它更好地得到讀者的認可，他自當不遺餘力地去做好這方麵的工作。事實證明，周作人的努力並沒有白費：30多年後，《盧奇安對話集》終於得見天日，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於詳細的引言使故事通俗化了的緣故。
最後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在把希臘文學中的各種因子向國人介紹時，始終有意識地用一條主線將一切都貫穿起來，這條主線便是古希臘的文藝理論與文學思想。比如在對何為文學的性質這一問題進行界定時，他指出文學的本質就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現和流露：“《詩序》裏有一節話，雖是專說詩的起源的，卻可以移來作上文的說明：‘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們考察希臘古代的頌歌（Hymn）史詩（Epic）戲曲（Drama）發達的曆史，覺得都是這樣的情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參照他在《人的文學》一文中對父母的親子之愛這一天性的舉例：
照生物學的觀點看來，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誌。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續，與哺乳的努力，這是動物無不如此。到了人類，對於戀愛的融合，自我的延長，更有意誌，所以親子的關係，尤為深厚……文學上說這親子的愛的，希臘訶美洛斯（Homeros）史詩《伊理亞斯》（Illias）與歐裏庇兌斯（Euripides）悲劇《德羅夜兌斯》（Troia des）中，說赫克多爾（Hektor）夫婦與兒子的死別兩節，在古文學中，最為美妙。”（鍾叔河，卷3，1998：37―38）
上述幾個方麵具有拓荒意義的介紹大大拓寬了中國各個時期文學家的視野，起到了促使他們衝破傳統僵死的窠臼，從思想及形式上向古希臘文學家進行借鑒的積極作用。也正是由於這些全麵係統的介紹，才促成了中國文學——尤其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學——同希臘文學的相互交流與融合，從一個方麵為中國文學的健康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