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關於希臘神話的研究與介紹在當時是頗具積極意義的。一、希臘古典文化是歐洲文明的來源之一，而古希臘文化的精髓（如人道主義等）則主要體現在人神一體的古希臘神話裏，因此，要了解歐洲文明，就必須以希臘神話的研究和介紹為切入點。二、古希臘神話是古希臘文學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古希臘神話中，人與神往往同形同性、共處不分，也可以說神是人的擬人化形式，這也就決定了古希臘神話所表現的是人及其命運的文學，這樣的文學集中反映了人道主義的精神，而作為全人類共同精神的人道主義也是20世紀初中國文人所關注的焦點之一。三、古希臘人最為注重的是對美的鑒賞，他們強調人的生理美，把對形式美與身體美的追求視為審美的最高境界，這樣的審美觀念也徹底地體現在古希臘人的神話中，從而使希臘神話成為世界上最美的神話，也成了反映人與人的生活的最美的文學形式。與之相比，中國幾乎還處於神話的洪荒時代，也就是說它尚缺少真正的神話，或者說缺少古希臘人那種以人為本、以自然美的鑒賞為主要歸宿的真正的神話，即如在其他的文學體式中，中國文人同樣忽視了人的本體，而將人的道德作為審視一切的依托和標準。關於這一點，周作人在《鐔百姿》一文中曾作過如下評論：“中國講藝術每每牽連到道德上去，仿佛藝術的價值須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舊道德的標準去判定才對。”（鍾叔河，1997：1041）正是基於這種思考，他才有意識地以拓荒者的姿態把古希臘神話納入了自己的研究和介紹體係，而這一篳路藍縷的工作不啻為自古以來一直被“載道”之說所禁錮的中國傳統文學吹去了一股具有祛除力的清風。
周作人對於神話的研究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在當時的中國，神話遭到了普遍的誹謗，很多人以為神話是一切迷信的淵藪，對此周作人進行了有力的辯駁，指出事實並非如此，神話是原始人的文學，原始人的哲學，原始人的科學，原始人的宗教傳說，神話是人民信仰的表現，並不是造成迷信的原因，將神話視為迷信的觀點其實是顛倒了因果關係。他還指出，希臘的神話具有永久不衰的美麗與趣味，它與一切希臘的創作相同，為愛好文學的人所不可輕易錯過的。
希臘文明的精神的確大都是通過神話表現出來的。這種精神的特點有二：一是現世主義，一是愛美的精神。以後者為例，希臘人主張美的鑒賞為人生的最高目的，把形式的美與身體的美視為至高無上的理想。其他民族雖然也有特殊的神話，但其神道多是鳥頭牛麵之類，其形可怖，事跡亦多怪異，始終沒有脫離出宗教的區域，與藝術總有一層間隔。而希臘神話所以美者，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希臘宗教沒有經典，沒有主教，其神史的編述人屬於詩人畫家，神學的討論則屬於哲學家，宗教裏即使有恐怖的東西，希臘神話的詩人們也會替我們除去，轉化為美與歡笑，希臘精神由此避開了恐怖與憤怒而轉向和平與友愛，所以體現希臘精神的神話才成為世界上最美的神話。
在《希臘的神話》一文中，周作人引用哈裏孫女士的話說，希臘神話中可怕的形象都由詩人給美化了，而這也正是希臘詩人的職責，是我們對於希臘神話作者最大的負債。他由此而感發道，我們中國人雖然以前對於希臘神話不曾負有這種債務，現在卻應該奮發去分一點過來，因為這種一陣清風似的祛除力是不可少的，隻恨自己未能盡力介紹。（鍾叔河，卷8，1998：2）雖然他在希臘神話介紹方麵所作的努力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人，但卻發出了這樣的感歎，可見他對希臘神話是何等的重視。
總之，周作人之所以要不遺餘力地介紹希臘神話，其原因可以歸結為兩點：一、希臘神話中蘊涵著豐富的人類文化學方麵的知識，而這些知識所具有的“一陣清風似的祛除力”無疑能夠起到一種淨化國人思想的作用；二、本來神話的內容材料與別的民族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隻是因為運用的手段不同，把愚昧醜惡等野蠻分子淨化了，所以也就成了詩化的神話，尤其是希臘神話本身便是一種優美的藝術品，也值得單獨地當作文藝作品去欣賞，而這一點不僅會對讀者產生“移情”的功能，同時對於文學界還具有文藝理論上的借鑒作用。
在希臘文學作家介紹方麵，周作人所做出的努力也是毫不遜色的。繼《〈紅星佚史〉序》以後，他於1914年2月又在《中華小說界》第2期上發表了《薩複》（Sappho，今譯“薩福”）一文，文中首先介紹說：“希臘女詩人薩複，生周定王時，與訶美洛思並稱，人號第十詩神。顧後基督教人，病其詩太放逸，於千七百十四年公焚之，故今所傳，僅得斷篇少許而已。”然後又這樣寫道：“薩複詩情文並勝，異國譯者，鮮能仿佛。況在華土，所去益遠，譬如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也。”（同上：161）薩福是周作人介紹的第一位希臘作家，這裏雖然是他首次接觸到薩福的作品，但字裏行間已足見其對女詩人由衷的欽佩。此後，他又多次撰文對薩福進行介紹，其中包括《希臘女詩人》（1915）、《薩普福的詩》（1927）、《薔薇頰的故事》（1931）、《〈希臘女詩人薩波〉序言》（1949）、《〈希臘女詩人薩波〉例言》（1949）、《關於薩波》（1951）等。在這些文章中，他或是對薩福的文采進行讚美，稱讚她的詩“情文並勝”、“比物麗詞尤極美妙”，或是為她的清白進行辯護，以我國宋朝李清照遭不白之冤為例說明所謂薩福的墮落純係中世紀基督教的謊言，等等。
除薩福外，他還先後向讀者介紹了海達羅斯（Herodas）、忒俄克裏托斯（Theokritos）、阿普流思（Apuleius）、琉善（Loukianos）、郎戈思（Longos）、阿裏斯托芬（Aristophanes）、歐裏庇得斯（Euripides）、埃斯庫羅斯（Aischulos）、赫西俄德（Hesiodos）、品達（Pindaros）等一大批古希臘詩人及作家。他認為，在希臘“古作者中，以海達羅斯為最勝，生當中國初漢，著書盡逸”、忒俄克裏托斯“華言神擇，著牧歌三十章名於世，又有詩銘，皆簡短奇古”，琉善係“二世紀時敘利亞人，講學儒典，以希臘文著稱”，“其問答體諸篇最佳，具喜劇擬曲諷刺詩哲學問答諸種分子”，“諷刺往往是無慈悲的，有時惡辣地直刺到人家心坎裏，但是我們怎麼能恨他，他是那麼明智地，又可以說那麼好意這樣做，而我們又實在值得他那樣地鞭撻”，郎戈思“所著的一部《達父尼思與赫洛藹》，是後世田園小說的始祖，現在描寫田園生活的作品裏，一切的清新優美之氣，差不多仍從這個源泉裏出的”，歐裏庇得斯“著作中唯理的思想與人道的精神，使得我們讀他如對當代的大師，發生親密之感……他手裏寫著忒羅亞，心裏卻是想著美洛思。所以他所寫的並不是勝利的光榮，而是勝利之悲哀”，等等。
在希臘文學作品與體式的介紹方麵，周作人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並做出了傑出的貢獻。1910年7月31日至8月1日，《紹興公報》上連載了周作人的《古希臘之小說》一文，這是他首次從宏觀的角度向世人介紹希臘文學，但僅涉及到小說一種體式。1916年10月，他在翻譯海達羅斯的兩首擬曲時作了這樣的介紹：“擬曲者，亦詩之一種，仿傳奇之體，而甚簡短，多寫日常瑣事，妙能穿人情之美。”（同上：188）雖隻寥寥數語，卻鞭辟入裏地界定了擬曲這一古希臘獨特的文學形式，表明了他對擬曲精髓的深刻理解與領悟。
除小說、擬曲外，周作人還介紹過希臘的詩銘、牧歌、哀歌、古詩、對話體、悲喜劇等不同的文學體式，不過這些大都是與作家及作品的介紹和翻譯同時著手的。談到作品的介紹，首先就是薩福的小詩。寫於1926年的那篇《希臘女詩人》一文中譯有小詩多首，為略見一斑，這裏我們不妨援引幾例：
涼風囁嚅，過棠棣枝間，睡意自流，自顫葉而下。
月落星辰，良夜已半，光陰自逝，而吾今獨臥。
滿月已升，女伴繞神壇而立，或作雅舞，踐弱草之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