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希臘文學的譯介活動是從伊索寓言開始的。據史料記載，約16、17世紀之交，即明朝萬曆和天啟年間，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在其所著的《畸人十篇》一書中首開先河地介紹並翻譯了伊索寓言中的《獅子和狐狸》、《肚脹的狐狸》、《兩隻狗》、《孔雀足醜》、《兩棵樹》、《馬和鹿》等若幹篇故事；1614年，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也在他的《七克》一書中引用了《大鴉和狐狸》（即伊索寓言中的《烏鴉和狐狸》）的故事。
繼上述兩人零星譯介後的幾百年間，伊索寓言的漢譯活動一直沒有間斷過，並且出現了日臻完善的譯本，這其中有1625年法國傳教士金尼格（Nicolas Trigault）和中國傳教士張賡合譯的《況義》（收寓言22則）、1840年英國人羅伯特？湯姆（Robert Tom）與一位托名“蒙昧”的老先生合譯的《意拾寓言》（收寓言82篇）、1888年張赤山編譯的《海國妙喻》（收寓言70則）、1903年林紓與嚴培南、嚴璩兄弟合譯的《伊索寓言》（收寓言298篇）等等。（施蟄存，1991：223―224）至此，以伊索寓言為代表的古希臘文學作品在我國的譯介活動暫時告一段落。
需要指出的是，在翻譯性質上，上述諸公均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伊索寓言所特有的文學上的美學價值，比如利馬竇與龐迪我引用伊索寓言在於說明自己的觀點；《況義》的出現旨在誘導世人“遷善遠罪”；（郭延禮，1998：200）《意拾寓言》譯本序中聲稱要讓此書成為那些“苦於不得其門而入”的外國人學習漢文的“漢道之梯航”；《海國妙喻》則為的是“欲人改過而遷善，欲世返璞而還真”；至於林紓和嚴氏兄弟，也不過是要藉所譯“寓言之專作，使童蒙聞而笑樂，漸悟乎人心之變幻、物理之歧出”（錢穀融，1999：6）。就此而言，從利馬竇到林琴南，由於對種種功利效果的片麵追求，他們的翻譯無疑是談不上文學價值的，當然也就難以稱得起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翻譯了。
同日本文學的翻譯一樣，綜觀古希臘文學在我國的傳播過程，真正在這一領域開拓新紀元的也應該是周作人先生。早在1907年，周作人就翻譯了希臘神話故事《紅星佚史》，在本書譯文序中，周氏提出了“學”以“益智”這一社會功能的同時，又強調“說部”的作用更在於“文心”的“能移人情”，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就性質與目的來看，周作人堪稱我國希臘文學翻譯史上第一人。
周作人認為，希臘的文學與哲學自有其獨特的價值，其思想更有與中國很相接近的地方，總是值得螢雪十載去鑽研的。也正因為如此，他曾在不少地方強調過研究希臘文明的價值。1921年10月，他在《〈在希臘諸島〉譯者附言》中這樣寫道：
希臘是古代諸文明的總彙，又是現代諸文明的來源，無論科學哲學文學美術，推究上去無一不與他有重大的關係。中國的文明差不多是孤立的，也沒有這樣長遠的發展。但民族的古老，曆史上曆受外族的壓迫，宗教的多神崇拜，都很相像，可是兩方麵的成績卻大有異。就文學而論，中國曆來隻講文術而少講文藝，隻有一部《離騷》，那豐富的想象，熱烈的情調，可以同希臘古典作品相比，其餘便無可稱道。中國的神話，除了《九歌》以外，一向不曾受過藝術化，所以流傳在現代民間，也不能發出一朵藝術的小花。（鍾叔河，卷8，1998：17）
在這裏，周作人首先讚歎希臘的文明偉大精神所蘊涵的不朽的生命力，以及希臘後世文化對這種精神的承襲與發展，接著又發出了悲哀的感慨：與希臘相比，中國也有著同樣源遠流長的文明，然而我們的文化卻沒有能夠在它的孕育下產生出具有同樣豐富想像與熱烈情調的文藝作品。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悲哀的反思，周作人才逐步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有其自身難以擺脫的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它“曆來隻講文術而少講文藝”，過多的僵化的理性使它至今“不曾受過藝術化”，而要想在我們的文苑裏培育出諸如《詩經》、《九歌》這樣的“藝術的小花”，唯一的辦法就是走文化融合的道路：大量譯介古希臘文學作家與作品，通過借鑒與吸收，在“涅？”中超脫自我，獲得新生。
1926年11月27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學學術研究會上所作題為《希臘閑話》的講演中又一次強調了研究希臘文明的重要意義：一、希臘文明是西洋文明的源流，欲了解現代西洋文明不可不先了解希臘文明；二、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接近，在兩者之中求得異同，是件很有興趣且值得研究的事情；三、希臘文明與人生最適用，它的地位在各種文明中都比較適中。如果說周作人在上文中強調的中希兩個民族之間的差異的話，那麼這裏他注重的則是中國與希臘在文明上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應該是求同，而不是存異。（鍾叔河，卷8，1998：64）
要係統地探討周作人的希臘文學譯介活動，我們不能不首先提及《紅星佚史》的翻譯，因為這不僅是他的第一部希臘文學譯作，而且也是他第一次對希臘文學所作的比較係統的介紹，此外在這本書的序言中，他又是第一次較為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譯觀點與翻譯思想。
《〈紅星佚史〉序》大致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荷馬及其兩部史詩的介紹，第二部分是對翻譯理論的思考。第二點前麵已多次提及，這裏我們隻對第一部分稍事探討。
序言一開始以概述的形式首先引入了荷馬：“爾時人間尚具神性，天聲神跡，往往遇之，故所述率幽秘荒唐，讀之令生異感，顧事則初非始作，大半本諸鄂謨（Homer）。”然後又對《伊利亞特》（Iliad）中所記三女神爭美以及特洛伊戰爭的前後經過作了詳細的描述。應該說這裏的介紹並不是毫無緣故的，其目的在於進一步引出下麵的故事來。特洛伊的戰鬥英雄奧德修斯勝利凱旋的途中，又發生了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所有這些都被荷馬詳細地記錄在《奧德賽》一書中，而《紅星佚史》的故事即源於此。
可以這樣說，《紅星佚史》作為翻譯文本的意義很大程度地體現在譯者所作的序言裏：首先，它標誌著周氏始終不渝地追求古希臘文學的開端，因為正是通過這部小說，他才熟悉了英國人類學家和神話學家安德魯？朗，而據他認為，正是安德魯？朗的《習俗與神話》（Cus tom and Myth）和《神話儀式和宗教》（Myth，Ritual and Religion）兩部著作，才是他研究神話的最早的根據；其次，從這篇序言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周作人文學翻譯思想開始初露端倪。因此我們認為，《紅星佚史》的翻譯在周作人的希臘文學譯介活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
從整體上看，周作人對希臘文學的介紹主要是從三個方麵入手的，即希臘神話、希臘作家及希臘文學作品與體式，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這三個方麵的介紹活動常常是同步進行的。
1906年，周作人剛到日本東京，就收到了魯迅從丸善書店訂購的一包“西書”，其中有美國該萊（C.M.Gayley，今譯“蓋利”）的《英國文學裏的古典神話》（Classical Myths in British Literature）以及法國特納（H.A.Taine）的英國文學史4冊，正是從這些書籍裏，周作人第一次了解到希臘神話以及古今各派對於神話的不同解釋，這其中給他印象最深的是安德魯？朗的人類學派的觀點，於是他又買來了朗氏“銀叢書”（The Silver Library）中的《習俗與神話》和《神話儀式和宗教》，由此開始了自己的神話研究活動。至於後來又對古希臘神話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並開始有意識地對其進行大量的介紹，則是得益於哈裏孫（J.E.Harrison）女士等人的著作。
從1916年6月到1958年11月，周作人總共寫了20餘篇介紹希臘神話的文章。在最早發表的《荷馬史詩》一文中，他首先指出了人們對神話的普遍誤解：“古代異域之書，多以神話為之基本，其意隱晦，不能即？，則率以神怪二字了之，以為文人好作荒唐之言，本無可稽也。”接著他運用人類學的觀點對神話的起源及性質進行了考察，指出神話之作“本自天成”，它所依據的是民族的信仰及習俗，因而神話與宗教的關係至為密切。人們一開始因不能理解某種事物而生敬畏，久而久之便有了對自然現象的崇拜思想，加之人生無常，世事變幻莫測，於是對精靈的信仰益發完具。後來這種拜物思想遂以故事形式體現，盡管“文化漸進，政教改易”，而以往的舊說世代不變，流傳至今，所有這些本來不足為奇，然而後人因“讀之莫明其指”，便產生了種種誤會，將神話斥為“荒唐之言”。鑒於這種對神話的普遍誤解，周作人引用了以安德魯？朗為代表的人類學派神話觀點，指出了人們對於神話所應采取的正確態度：“其法以當世蠻荒之禮俗，印證上古之情狀，而知凡是荒唐之言，皆本根於事實。能得此意，則讀神怪之書，自當別有會心，而不以其稚氣與妄言為可嫌矣。”（鍾叔河，1997：1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