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無論做何種詮釋，這潤澤的或深厚的人情味就是在兩個民族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差異。就《古事記》而言，其最大優點就在於厚重的人情味，或者說蘊涵了潤澤的心情。就周作人而言，將《古事記》作為譯介對象，也正體現了他一貫提倡的人道主義的文學創作與翻譯觀點，以人道主義的思想來進行觀照，《古事記》當屬於人的文學，因為它描寫的是真實而正常的人生，即使是親兄妹的亂倫也有著時代的真實性，反映了當時正常的人倫現象。
《古事記》之後還有《浮世澡堂》與《浮世理發館》兩部書。關於前者，周作人曾在《〈浮世風呂〉》一文中作過簡要的介紹，然而由於折服於作者詼諧百出的“特絕的手腕”，當時他沒敢貿然動手翻譯。
1955年，周作人憑著多年積累的經驗，終於把《浮世風呂》譯成漢語，並易名為《浮世澡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的翻譯過程中，為竭力保持原來的意味，譯者在譯文中加了600多條注釋，除此之外，他還對書中涉及到的澡堂、落語和武士等不易為國人理解的日本獨有的文化現象進行了詳細的說明。
《浮世理發館》是式亭三馬另一部與《浮世澡堂》齊名的滑稽本小說。該書描寫的隻是時常光顧理發店的閑客，其中人物並不像澡堂裏那樣繁雜，鑒於少去了諸多可以描寫的有趣場麵，作者便精心插入了不少有趣的故事，同時又將塵世間的雜事拉進書裏，這就幫助擺脫了以理發館主人為主線的單調的情節安排，因此也不乏滑稽的風趣。
《浮世理發館》譯於1959年，但直到1989年才得以印行。同《浮世澡堂》一樣，作者在《浮世理發館》中也使用了大量的文字遊戲，所有這些都增加了翻譯的難度，出於無奈，周作人隻好在譯文中提供了更多的注釋，並同樣表示了對自己工作的不滿，原因是有些風俗習慣因參考不夠而沒能進行必要的說明。
可以看出，晚年的周作人對日本古代滑稽本的選擇表現了他的另一種審美傾向，那就是閑適與詼諧，這也可以說是他翻譯思想上的一種回潮，這種回潮令人想起他與林語堂一起醉心於幽默小品的30年代。當然，滑稽本中所表現出的古樸的日本民風與民俗也不乏一種潤澤的情趣，而從這一點來看，它之所以能吸引譯者，理由也應該從翻譯《古事記》的動機中去尋找。
最後值得一提的還有《平家物語》一書。1965年，周氏從人民文學出版社接受了《平家物語》的翻譯任務，此時他已屆耄耋之年，也許已認識到自己的時間所剩不多，於是便以常人難以企及的方式開始了最後的衝刺：從1965年8月到翌年5月，他幾乎每月都有一卷譯文脫稿，就在第7卷譯訖後不久，他被診斷出前列腺癌，從此他再也沒能拿起譯筆，於一年後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我們知道，周作人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翻譯家，在長期的翻譯生涯中，他已經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每有所譯，總要附上自己的前言或後記。然而對於《平家物語》一書，他卻沒能附上隻言片語，對他而言這不能不說又是一件不小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