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芭蕉後，日本俳壇上又相繼出現了與謝蕪村、正岡子規兩位俳句大師。此外還有小林一茶，周作人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一茶在日本俳詩人中，幾乎是空前而且絕後，所以有人稱他作俳句界的彗星，忽然而來，又忽然而去，望不見他的蹤影了”。（鍾叔河，卷7，1998：264）推崇之至，由此可見一斑。
周作人對俳句的介紹目的主要還是在於比較與借鑒：
1.關於日本詩歌是否曾受到漢語影響的問題。事實上，日本詩歌中的含蓄的現象並非像許多人所說的那樣是受了漢字的影響，而是日語本身所固有的特征所致。日語雖兼用漢字，但總是訓讀居多，詩歌中的漢字尤其如此，而且中文漢字和日語漢字隻是音節的多寡不同，意義上一般並無差異。總之，日本詩歌的含蓄主要在措辭上麵，與音節多寡並無多少幹係。日本的短詩在思想上也許接受了各種外來的影響，至於詩形與含蓄的表現手法，則完全是獨特的，它同日語本身的特征有關，與漢字則少有瓜葛。
2.關於日本詩歌與中國詩歌的異同問題。日本詩歌與中國詩歌總體上來看是異多同少，其原因大抵與形式有關。首先，日本詩歌隻有一兩行，絕少敘事的長篇，但另一方麵，日本詩歌雖然不適於敘事，卻能很好地描寫一地一時的景物或情調。其次，短歌與俳句用字有限，所以務求簡潔精練，容不下典故辭藻夾雜其間，中國傳統詩歌中的隸事運典現象在短歌、俳句中極難找到。
3.關於中國新詩向日本詩歌的借鑒問題。日本文學史上曾有不少詩人都以為各種詩形自有一定的範圍，詩人可以根據各自的感興選擇適當的表達形式，因而不至於有牽強的弊病。不以某種詩形為表現真實情感的唯一工具，這種觀點很是精當，至少周作人以為如此。而在當時的日本，詩歌在體式上卻存在著分工過細的問題，在中國新詩壇上，自然也有著類似的問題，作長詩的人輕視短詩，作短詩的又想用它囊括一切，周作人認為這些都是不自然的。俳句在日本雖然是舊詩，卻有它特別的限製，中國原不能照樣擬作，但是這種以含蓄見長的一兩行的詩形也足以擔當得起新詩的一種體式，我們倒也不妨借了這短小的詩形，用它去容納某種輕巧的詩思，借以表現自己特別的感興，僅此一點可取之處也就足夠了。
二、《古事記》及其他
除詩歌外，周作人還對日本古代神話《古事記》、式亭三馬的滑稽本、兼好法師的《徒然草》、清少納言的《枕草子》等進行過詳細的譯介，這裏隻擬略作探討。
首先關於《古事記》，對這部日本最早的傳世之作，周作人表現出了不一般的興趣。早在1925年，他就選譯了《古事記》中的《女鳥王》和《輕太子》兩篇戀愛故事，翌年又撰寫了《漢譯〈古事記〉神代卷》一文，隨後還將《古事記》的上卷移譯成漢語。
在《漢譯〈古事記〉神代卷》一文中，他對《古事記》及書中“神代”部分作了細致入微的分析，並稱其為日本史冊中所記述的最有係統的民族神話。關於翻譯《古事記》的目的，周氏隻是想把它介紹給愛好神話或研究宗教史、民俗學的人作為研究的參考。在當時，人們對於神話的看法普遍存在著兩種錯誤：一是中國人常把從神話中看出的種種野蠻風俗及原始思想與現代思想攪在一起，對此周作人頗不以為然，他指出，我們既可以把古代神話所反映的原始思想作為古代文學或藝術去欣賞，也可以將其作為古代文化加以研究；二是日本人常把《古事記》當作一部“神典”，認為其中所記正如《聖經》之於基督教徒一樣而神聖不可褻瀆，對此周作人則認為，《古事記》中所記述的隻是神話，並非實情，而後人見了萬世一係的情形，想探究其來源，於是就編纂種種傳說，成為有係統的記載，以作為日本古來即為“神國”的佐證。（鍾叔河，卷7，1998：339―342）
《古事記》在神話上的學術價值確係無疑，但我們拿來作為文學作品欣賞也頗有趣味。在新版的《古事記》“引言”中，周作人重新對該書作了詳細的考證，並再次強調了它的文學價值，指出《古事記》的價值不在於史實，而在於文學。在對《古事記》的介紹和翻譯過程中，周作人也沒有忘記作一些比較文學方麵的研究。他認為，與《古事記》相比，中國古代的神話與傳說明顯地缺乏一種潤澤的人情味。他舉了《輕太子》的例子：輕兄妹亂倫的戀愛是違反道德的，故此也就有了悲劇性的結局，但兩人真摯熱烈的愛情故事卻引起了人們的深厚同情，所以就用優美的詩句為這對殉情的男女戴上了華？。（鍾叔河，卷7，1998：342）周作人的分析是頗有見地的，與《古事記》相比，中國古詩中所缺少的正是那種潤澤的人情味，以《詩經》為例，其中盡管有不少情詩，而且描寫的是正當的愛情，然而它雖然也不乏浪漫情調，卻缺少了應有的奔放和潤澤的人情味，像《輕太子》中那種“死亡之勝利”的情歌更是絕難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