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周作人的觀點，要克服這種弊病，就必須擺脫曆史的因襲思想，跳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樊籬，真心誠意地先去模仿別人，然後才能夠從模仿中蛻化出獨創的新文學來。他提出了中國現代小說發展最切實的任務有二：一是提倡翻譯和研究外國名著；二是要有一部對小說進行全麵研究的“小說神髓”。中國小說要獲得新的發展，就必須像日本明治初期那樣從頭做起，一方麵要徹底放下不肯模仿的架子，同時還要學習日本作家的善於模仿的精神，盡快學會如何模仿別人。
周作人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沒有耐心等待別人，而是身體力行地先邁出了第一步。就在《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之發達》發表半年後，他便推出了在思想意義上比《小說神髓》更為重要的《人的文學》一文。這是一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力作，它打破了當時文壇上長時間的沉默，為五四新文學運動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緊接著，他又連續發表了《平民的文學》、《新文學的要求》、《個性的文學》、《貴族的與平民的》等若幹篇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論文。借以對《人的文學》一文進行全麵的補充。作為宣言性的《人的文學》在各方麵都有著《小說神髓》之類的著述無法相比的重要性，比如就其中一個方麵來看，《人的文學》的作者並沒有把目光僅僅停留在小說一種文學形式上，而是把文學作為一個完整的體係進行了宏觀、全麵的考察，因此《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是具有普遍的和劃時代意義的。
在日本文學翻譯及研究方麵，周作人也做出了同樣大的努力，這一時期曾發表過多篇微觀和宏觀的研究論文。除《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之發達》、《閑話日本文學》和《明治文學之追憶》3篇外，《日本的詩歌》（1921）、《日本的小詩》（1923）和《日本的諷刺詩》（1923）等都屬於宏觀研究方麵的論文。至於微觀研究，上文中已提到過很多，這裏不再贅言。這一時期他還翻譯了不少日本文學作品，其中主要包括小說和詩歌兩種文體，如1920年譯出的千家元？的白話詩《蒼蠅》和《軍隊》、賀川豐彥的白話詩《塗白粉的大漢》和《沒有錢的時候》、1921年翻譯的俗歌40首、1922年移譯的石川啄木的短歌等等。小說是他本期翻譯的主要內容，其中1923年出版的《現代日本小說集》一書收錄的20餘篇作品便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性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