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文學研究與介紹方麵，周作人曾發表過60餘篇文章，這其中大多是對某一作家或作品的單獨研究，但也不乏對日本文學的宏觀考察，比如1918年5月發表的《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之發達》就是一篇對整個日本現代文學進行詳細梳理的力作。
《日本近三十年來小說之發達》全文共10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為引言，第二部分主要是對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和《一讀三歎當世書生氣質》兩部書的評價。從第三部分起，作者開始對現代日本文壇上相繼出現的“藝術的藝術派”、“人生藝術派”等各種流派的發生與發展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討。他不僅介紹了日本現代文學的先驅森鷗外、北村透穀等人，而且還提到了社會小說的創始人魯庵及其門下中村春雨、木下尚江等一批作家。接著，他又引入了自然主義流派，介紹了永井荷風、國木田獨步以及田山花袋等自然主義作家的創作態度與風格，並將自然主義文學和它的對立麵非自然主義文學進行了對比和分析。他指出，按照自然派的學說，凡小說必須觸及人生，而漱實則認為不觸及人生的也是小說，也一樣是文學，而且又何必如此急迫，作家倒不妨從容地賞玩人生，這就是漱實所遵循的“餘裕派”的創作態度。與漱實相比，森鷗外主張的是遣興文學，而遣興文學從來就是一副消極的態度，沒有興奮的時候，頗有現代虛無主義的傾向，而從這一點來看，遣興主義所追求的到底也不過是低回的趣味，因此稱作“餘裕派”也未嚐不可，或至少可以認為兩者有異曲同工之理。
在上述各流派之外，周作人最後還提到了早稻田大學的島村抱月、相馬禦風以及片上天弦等一批很有影響的作家，此外還有從自然主義轉而提倡問題小說的中村星湖、帶有唯美主義傾向的相馬泰三、人道主義作家穀崎精二等等。至此，通過一步步由遠及近的追述，周作人把明治時代與大政初期所有值得一提的流派、作家及其作品原原本本地再現於讀者麵前，這不啻是對現代日本文壇的一次大檢閱。大致看去，我們仿佛會有一種眼花繚亂的感覺，但事實並不盡然，在整個敘述過程中，作者以編年史為主線，巧妙地將日本新文學的發展曆程這一龐雜的體係井然有序地囊括進一篇不算冗長的文章，如不是大家手筆，這一點恐怕是極難做到的。
然而僅僅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周作人的唯一目的。從本文的引言和最後一部分來看，作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進行追述，其一當然是想讓國人對日本新文學發展史有一個清晰的輪廓，其二是要以此來作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借鑒，其中後一點也可以說是他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
他在引言部分開宗明義地指出：日本文學界有自覺、肯善服的態度，使它能夠有誠意地去模仿，所以就產生了許多獨創的著作，造成了20世紀的新文學；我們研究日本近30年來小說之發達，一方麵可以對上述所言加以證實，同時又能將其與中國新小說界的情形進行比較，這是一件頗有益處而又有趣的事。
講到當時中國新小說的發展，與日本相比可以看出幾點異同，很有研究的價值，比如梁啟超於1899年所作的《小說與群治的關係》可以算是一場大的新文學運動的開端，這恰恰與明治初期坪內逍遙作《小說神髓》時的情形相似，然而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小說形式上仍是舊套路，思想上還是舊觀念，究其原因，就在於中國人不肯也不會模仿。創作一麵姑且不論，就是翻譯也是如此，除卻林紓等人摘譯的幾部世界名著外，其他幾乎都是二、三流以外的作品，這些小說本身無甚價值，所以不值得模仿，此外更進一步說，譯者所以要翻譯某一部作品，壓根兒並不是出於佩服要去模仿的目的，而是因為翻譯的作品要麼有我的長處，要麼有像我的地方，抱定這種不肯服人而隻願人來像我的心態，即便勉強去學，也決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