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上來看，以翻譯為媒介的中日文化交流始於1660年前後。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200多年間，總共出現了140餘種譯著，其中絕大多數為中譯日，日譯中隻占10種左右，且均為曆史、地理等方麵的論著。這以後，由於曆史的原因和現實的需要，中日文化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勢，其中尤以日譯中為勝，並在譯介內容上增大了政治、學術方麵的分量。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譯介活動起步則相當晚，這一領域最早的嚐試者是梁啟超等人。
1901年，梁啟超翻譯了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翌年，周宏業翻譯了矢野文雄的《經國談美》。這兩部作品都是政治小說，譯文在語言上文白並用，譯筆雖欠細膩，卻迎合了當時大多數人的品味，因而曾一版再版，深受讀者的歡迎，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清末政治小說和通俗文學的成長。
繼政治小說後，日本的私小說也被引入我國。私小說是日本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它產生於明治末年，其特點是過分露骨的描寫，內容主要是對作者的戀愛悲劇、情欲、家庭糾紛等種種危機心理直截了當的暴露。我國翻譯最早、影響最大的私小說要算林紓、魏易於1904年譯自英譯本的德富盧花的《不如歸》。這部小說描寫了一幕家庭糾紛故事，其中作者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對作品中涉及到的家族觀念、性別歧視等問題提出了某些批判，因而具有反封建的意義。
我們知道，林紓在翻譯選題上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從譯文序中所闡述的《不如歸》的價值來看，他與梁啟超等人一樣，所追求的主要還是思想啟蒙方麵的功利效果，至於作品的文學價值，則在很大程度上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除此之外，無論是體裁上還是內容上，梁啟超、林紓等所涉獵的隻是日本文學中的滄海一粟，對東洋文學這座寶庫的進一步發掘尚有待於後來者。
在我國現代譯壇上，真正以嚴肅的態度對這座寶庫進行有係統的發掘者當推周作人先生。從1918年5月《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的發表，到1966年5月《平家物語》的翻譯，在近50年時間裏，周作人對日本文學的譯介可以說形成了一個龐雜的體係，這其中包括各種流派數十位作家及詩人的文藝理論專著、各種體裁的小說與詩歌等，比如在詩歌方麵，他就曾譯介過俳句、和歌、短歌、俗曲等。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無論從哪一方麵來看，周作人都堪稱我國日本文學譯介史上的先驅人物。
周氏的日本文學譯介活動主要包括兩個方麵的主題：一、對於現代日本文學的關注；二、對於具有“特別的精神”的日本傳統文學的興趣。縱觀周氏畢生耗費大量心血所從事的日本文學譯介活動，可以說所有的努力大都是圍繞這兩個方麵的問題展開的。
周作人長期留學日本，日語水平應該說早已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但似乎令人不解的是，他對日本文學的譯介卻遠遠滯後於其他國家的文學。然而這並不奇怪，考察他本期的譯介活動，我們不難發現其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弱小民族的文學”這一主題上。該方麵的成績可見於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一書，本書所收他的34篇譯文多為東歐和北歐被損害民族的作家的作品，而且全部都是從英語重譯的。至於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則要推遲到9年以後：“我從日本語翻譯的小說，第一次在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年），譯的是江馬修的《小小的一個人》，這以前的翻譯還是都從英文譯的。”（周作人，1999：212）由此可見，1918年發表的《小小的一個人》才是周作人日本文學譯介活動的開始。
《小小的一個人》為年僅29歲的江馬修所作，而周作人之所以首先選擇了這位名不見經傳的作者，一則因為他是日本文壇大家夏目漱石的門下，但更為重要的還是他的寫作風格接近於周氏所喜愛的日本“白樺派”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實篤，隻是江馬修的作品在內容上稍顯幼稚，表現的多是青春、愛情或苦惱等與人道主義思想有關的問題，但這一點正吻合了周作人當時正在探討的“人的文學”的主題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小小的一個人》雖然是周作人翻譯的第一篇日本文學作品，但江馬修並不是他所介紹的第一位日本作家。《小小的一個人》發表於1918年12月，而早在數月前，他還曾寫過《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一文，文中介紹了武者小路的一篇劇作。所以說，《小小的一個人》隻是周作人在日本文學翻譯中的第一次試筆，這種選擇帶有一種明顯的隨意性。比較而言，《一個青年的夢》的介紹則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小小的一個人》充其量不過標誌著周作人翻譯日本文學的開始，它的意義大概也隻在於翻譯上的“第一次”，而《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一文則不然，武者小路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他是周作人介紹的第一位日本作家，更主要的還在於他是當時日本文壇一位頗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對於他個人的介紹，其實也就等於把“白樺”這一著名的日本現代文學流派介紹到了國內，當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的還有武者小路所倡導的“新村”思想的介紹。此外還有一層：也正是從武者小路起，周作人才開始了對明治時代以及更早時期的日本作家與作品的追溯與譯介。因此可以這樣說，《讀武者小路君作〈一個青年的夢〉》的寫作在重要性上要遠遠超過《小小的一個人》的翻譯。
關於武者小路的作品，周作人曾經翻譯過短篇小說《一日裏的一休和尚》（1922）、《久米仙人》（1922）、短劇《嬰兒殺害》（1928）等。這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嬰兒殺害》一劇，該劇譯訖後發表於《語絲》第4卷第38期。他在譯文“引言”中這樣寫道：“本篇聲明係‘社會劇’，究竟它的文藝價值如何，社會意義如何，在我外行是說不上來的，但我相信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總是應該‘打倒’的，而文學卻也非是宣傳，——它不是別種的手段，它自己就是目的；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沁進到人心裏去，燃燒起來再發出言語文字，這樣可以成為好的文學，是動人的藝術而非符咒或號令。”（鍾叔河，卷7，1998：30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