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劇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他聲稱自己不過是個“外行”，這顯然是謙辭或是為時事所迫而不得不使出的一點文人的“狡獪”。而事實上，此時的他經過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在文藝思想方麵可以說已完全臻於成熟，以他的鑒賞品味和一貫的風格，對於毫無意義和價值的作品當然是不屑著墨的。因此，他所以要選擇《嬰兒殺害》一劇，目的自然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這出戲表現的是“動人的藝術”，而非“一般的符咒或號令”，更不是“流行一時的漂亮的繡房劇”所能相比的。說白了，《嬰兒殺害》所表現的主題思想和《一個青年的夢》是完全相同的，隻不過這裏作者運用了更有表現力的寫實的藝術手法。換句話說，周作人之所以要將《嬰兒殺害》一劇介紹到國內，一方麵是看到了它的“益智”作用，同時也因為它有著很高的“能移人情”的審美藝術價值。
“白樺派”的另外3位代表人物是有島武郎、誌賀直哉和長與善郎，對於這3位作家及其作品，周作人都從創作思想及藝術態度兩個方麵作過較為詳細的介紹，而他之所以如此，應該說是與“新村”運動的影響分不開的。1919年7月，他於回國後第二次重訪日本。這次訪問給周作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新村”的那種充滿同類之愛的空氣使他感到“極大喜悅”與“融醉”，以至於到了“幾於忘懷”的程度。所有這些，都是由於他發現了從“同胞之愛”到“同類之愛”的現實之可能性，這一發現不僅正吻合了他的人道主義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人道主義思想由此而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事實上，從這以後，“同類之愛”的觀念就逐步發展成為周作人的人道主義思想的核心，這一點不僅反映在他對“白樺派”作家及其作品的熱心譯介方麵，而且還見於他對同一時期以及明治時代其他作家與作品的詳細介紹。
周作人對其他作家及作品的介紹主要見於《現代日本小說集》一書。在本書中，除武者小路等幾位“白樺派”代表人物外，他還介紹了永井荷風、石川啄木、戶川秋骨、國木田獨步、夏目漱石、森鷗外、鈴木三重吉、千家元？、菊池寬、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十餘位日本現代作家，這裏隻重點談談永井荷風。
永井荷風本名壯吉，1879年生於東京小石川。他最初以小說得名，1903年留學歐美前就已刊行過《野心》、《地域之花》、《夢之女》等小說集，5年後旅法歸來，《美國語》、《冷笑》等一批作品的發表更奠定了荷風作為“江戶子”之一的日本文壇巨子的地位。荷風的小說周作人大都讀過，但他並不喜歡這種直接源於西洋體驗的融自然主義、唯美主義與犬儒主義為一體的藝術風格，也沒有作過太多的介紹。他更為心儀的是荷風反映江戶時期平民藝術與審美情趣的散文和隨筆，如《日和下馱》、《冬天的蠅》、《江戶藝術論》等作品他都不隻一次地研讀過，並且還多次進行過專文介紹和譯注。
《日和下馱》又名《東京散策記》，在荷風的作品中，這一部最為周作人所青睞。此書是關於東京市區散步的記事，內收隨筆11篇。在這些篇目中，周作人曾經翻譯過《淫祠》和《地圖》兩個短篇，並重點介紹了開篇的《日和下馱》一文。我們知道，荷風曾長期旅居巴黎和紐約兩地，其間飽受各種西方現代思潮及流派的影響，所有這些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創作中。比如《淫祠》和《地圖》就明顯地帶有唯美主義色彩，在他看來，盡管民間藝術與地方風俗不乏自身粗鄙的形式與某種程度上的愚昧思想，但這種“粗俗”和“愚昧”卻正反映了芸芸眾生本真的生活與思想，具有極高的欣賞價值，也足以發人深思，引人同情：
天真爛漫的而又那麼鄙陋的此等愚民的習慣，正如看那社廟滑稽戲和醜男子舞，以及猜謎似的那還願的匾額上的拙雅的繪畫，常常使我的心感到安慰。這並不單是說好玩。在那道理上議論上都無可說的荒唐可笑的地方，細細地想時卻正感著一種悲哀似的莫名其妙的心情兒。（鍾叔河，1997：1130）
荷風這種超俗而不離俗的藝術價值觀就當時而言是頗不入流的，因而在日本國內自然不會出現應者如潮的現象。然而荷風並不孤獨，他的藝術思想在周作人那裏引起了非同一般的反響。周氏也認為，民間藝術與地方風俗雖稍顯粗俗不雅，但至少還是壯健的，它所反映的是平民生活的風趣，雖不富麗，卻不寒傖，“自有一種富厚溫潤的空氣”，（鍾叔河，卷6，1998：19）且“勝過許多文人的冗長庸俗的教示”。（同上：698）關於這一點，他在《偉大的捕風》一文中作過如下詮釋：對於整個人類的狂妄和愚昧的考察與就個人生老病死的思索同樣是“偉大的事業”，但所謂的“偉大”不過是積極的人的“重大的工作”，於消極者而言，則不妨當作一種有趣的消遣，明知是“虛空”卻偏偏去執意追求，主要因為“虛空”本身在消極者那裏是很有意義的。（鍾叔河，卷1，1998：692）由此可見，通過對“虛空”的“偉大的捕風”，周作人已將自己的思想納入了荷風所眷戀的那種悲苦卻不乏溫潤、超俗而又不離俗的人道主義藝術觀。
在上述引文中，如果說荷風試圖從苦難與不幸中尋得同情和理解的話，那麼在《日和下馱》一文裏，他所流露出的則是另一種迥異的心境：
兩傍的房屋都很低，路也隨便彎來彎去，洋油漆的招牌以及仿洋式的玻璃門等一家都沒有，除卻有時飄著冰店的旗子以外，小胡同的眺望沒有一點什麼色彩，住家就隻是那些裁縫店烤白薯店粗點心店燈籠店等，營著從前的職業勉強度日的人家。（鍾叔河，卷7，1998：386）
這段文字昭示出的是一種悲天憫人的無奈的心情，一種近於普遍的人道主義的思想，從中可以看出荷風對於人的生存狀況的終極關懷以及對於日本文化的消極乃至厭惡的頹廢態度，隻是他的話說得稍顯委婉，我們要通過仔細咀嚼才能品味到其中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