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周作人翻譯出版了《俠女奴》一書，譯文序中“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一語，可視為周氏最早的譯論。然而要說到比較成熟的翻譯理念，則應後推到1907年出版的《紅星佚史》一書，在該書譯文序中，周氏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譯思想，這一思想可以說影響了他一生的翻譯活動，尤其是到了晚年，當他全身心地致力於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的翻譯時，這種思想更是得到了最為明顯的體現。1918年，他又在《古詩今譯〉題記》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畢生恪守的翻譯方法，也即他後來在答張壽朋來信中所說的“寧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的“逐字譯”或“逐句譯”的直譯觀。
繼《〈古詩今譯〉題記》一文後，周作人在20年代前期還曾發表過20餘篇翻譯理論方麵的文章，然而從1926年到新中國建立前夕，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裏，因醉心於“美文”創作並墮入了政治漩渦，周氏盡管始終譯筆未輟，除了1944年寫過一篇《談翻譯》的文章，此外很少談及過翻譯問題。
在周作人的整個翻譯理論體係中，《談翻譯》一文明顯具有過渡性意義，它既是對前期實踐經驗的總結，又與以後的翻譯觀點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其中不少問題都將在他後期的譯論中再次提到，因此我們仍將其歸入前期譯論而不擬作過多的分析。
本文中所謂的前、後兩期是以新中國建立為界限的。我們知道，1949年末，周作人從上海回到北京。在組織的安排下，他又開始了正常的著譯生涯，不僅撰寫了大量的回憶性小品，還在1950年至1952年間發表了十幾篇頗有分量的論及翻譯的文章。然而遺憾的是，由於周氏的特殊身份，這些以筆名發表的文章雖然對當時的譯壇產生過一定的影響，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似乎已經忘記，那時竟然還有這樣一位從事譯業半個多世紀的老人曾就翻譯發表過許多精辟的見解。
一、舊話新說
1951年6月，周作人在《翻譯通報》第6卷第2期上發表了題為《翻譯四題》一文，這裏他對自己早期的翻譯觀點作了進一步的申說與補充。文中談了4個方麵的內容：
1.直接譯和間接譯。他首先認為前者最為理想，但同時又指出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原作是作者精心製作的，其中不乏獨特的語言形式，而如果參照一些其他語種的譯本，即使缺少了原作的韻味和力量，對於理解原文卻是十分有益的，不過這裏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質量低劣的譯本會造成以訛傳訛的後果，因此理想的途徑是取長補短，將直接譯和間接譯結合起來，至於單獨使用哪一種方法更好，目前仍無法定奪。這似乎的確是一個他所謂的“懸案”，因為他自己早期的不少譯作就是間接翻譯過來的，而且直到1952年，他還從英譯本轉譯了《俄羅斯民間故事》等。事實表明，他是不太讚成間接譯的，而且他的直接譯作要遠遠超過間接譯作，每當間接譯時，隻是不得已罷了，這正如他早在《古希臘擬曲》一文中指出的那樣：“我近來不大喜歡重譯（即“間接譯”，筆者），除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我們認為，關於兩種方法孰為優劣的問題，他憑借自己的經驗完全能夠給讀者一個確切的答案，不然他也不會花那麼大的氣力去學習日語和古希臘語了。然而這也許真的是一個不易定奪的問題，比如魯迅先生也曾經指出：“對於翻譯，現在似乎不必有嚴峻的堡壘。最要緊的是要看譯文的佳良與否，直接譯或間接譯，是不必置重的。”而且魯迅先生也認為，直接譯原則上要勝於間接譯，關鍵問題在於譯文的質量。
2.直譯、意譯與“信、達、雅”。正如周作人所言，直譯、意譯的確是一個“辯論已久”卻仍未解決的問題。說到“辯論”，我們不免會想到20世紀30年代那場激烈的翻譯論戰，在那場論戰中，周作人自然也受到了“牽連”，他翻譯的《法國的俳諧詩》就被人說成是“純粹的直譯，死譯”，因此周氏對直譯、意譯問題的感受可謂是切膚的。在本文中，周作人沒有再堅持曾經強調過的逐字的直譯，而是對直譯和意譯重新進行了詮釋：假如翻譯是把原文的意思不多不少地移譯出來，那麼直譯本來就是意譯。直譯即是意譯，這是當時不少翻譯家的共識，比如朱光潛（1988：300）就認為二者本不該有所區別，忠實的翻譯必定是既要表達原義，又要保存原文結構，因此“直譯不能不是意譯，而意譯也不能不是直譯”，換言之，理想的翻譯就是文從字順的直譯。
關於嚴複的“三字”標準，他認為“信、達、雅”之所以有毛病，是譯者常走極端的緣故；他對自己過去的觀點糾偏說，逐字譯隻能是信而不達，或隻能得到一個雅字的恭維；譯文信而不達則又毫無價值。他最後比喻說，信與達就像盾的兩麵，二者相反相成，缺一不可，至於雅則是衝著古文來的，現在已不能成為譯文的一種要素。需要指出的是，周作人這裏本意是要糾正自己原來的一些觀點，但似乎仍未能徹底捋順信與達之間的關係，也未能對“信”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釋，比如他所謂的“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則信而不達”，其實還是“逐字譯”一說的翻版，而這裏他對信的理解顯然仍是有些模糊的。
3.古文與白話。關於這個話題，我們首先有必要回顧一下那篇《談翻譯》的文章。在論及“翻譯的文字”時，周氏把翻譯分作兩類，一類是為書而翻譯，信與達最為重要，自然須要用白話文，不過似乎總缺少個雅字，但他同時又說，白話文也自有其雅，隻是與世俗所謂的雅不大相同；另一類是為自己而翻譯，則雅字最為重要，而要雅得恰到好處，隻有用“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之類的周秦諸子腔才能達到目的，他同時還指出，這樣的雅其實並不難，而且“還雅的可以不至於不怎麼信”。周氏對於這一話題的論述是頗耐人尋味的，盡管他自己也承認，在當時的新時代，用古文譯書的人已不多見，但他還是將上述一節拉了進來，用來印證古文譯書未嚐不是一種取道。如此取道對於我們來說也許是難以理解的，但就周作人那一代人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剪不斷的情愫。
4.韻文與散文。在這一問題上，周作人同樣表現出了一種矛盾的心態，他雖然並不反對別人把外國詩歌譯成中國的舊體詩，但自己翻譯時卻總是采用分行或連寫的散文，這是因為他相信韻文總有它的一種形式，而白話中尚無出現這種形式。我們認為，周作人這裏將韻文一詞狹義化了，他所謂的韻文隻是有腳韻的古體詩，而廣義上的韻文也完全應該包括壓韻的新詩在內，這正如我們把英語中的verse統稱為詩歌或韻文一樣。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30年間，白話漢語已經脫離了草創時期，它的發展已經能夠滿足新詩押韻上的要求，近的不說，我們隨便從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1921）中抽取兩個詩行：“我們要去創造個新鮮的太陽，/不能再在這壁龕之中做什神像！”即使是不分行，這樣的詩句總不能硬說成散文的。當然，周作人以佛經翻譯為例，說明新的時代應當自己去尋找表達新思想的新的途徑，這種觀點卻不乏其合理成分，隻是他是一個太過典型的學者，以學者的眼光去觀照詩人的世界，難免會流露出保守的態勢來。
二、“名從主人”的音譯
音譯問題由來已久，唐代玄奘大師就曾有過“五不翻”一說，所謂“不翻”，並非刪去，而是取音舍義，也即音譯。五四前後，也有不少譯家論及這一問題，比如林語堂、朱自清等人都曾就此發表過看法。對周作人來說，這當然更是一個免不了的話題，因為他一開始就接觸到了這方麵的難題，例如在他早期的譯文《紅星佚史》中，就有大量令他苦不堪言的希臘人名和地名。再往後，他開始更多地翻譯希臘神話及文學作品，並在希臘人名、地名的翻譯方麵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於是到了1925年，他發表了《希臘人名的譯音》一文，對當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標準漢譯外國地名人名表》一書作了褒貶參半的評價，並指出所有的外國人名都要“‘名從主人’地讀”，而不能把英語讀音作為厘定一切音譯的標準。
這是周作人首次提到“名從主人”一詞，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名從主人”並非周氏的創新，它源自《春秋穀梁傳》中的話：“名從主人，物從中國”、“號從中國，名從主人”。這裏的“主人”指的是當時各諸侯小國及異域各國，孔子的意思是史書中記載名物應以該名物特有的名稱為準，而現在周作人將其借用於人名、地名的翻譯，也算是為“名從主人”一說注入了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