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周作人又在《翻譯通報》第2卷第2期上發表了《名從主人的音譯》一文，文中對上述問題作了更為詳細的論述。本文的基本內容是：凡人名地名，都應該盡可能地依照它本國的讀法，忠實地用漢語對譯出來。他認為，音譯應名從主人，這問題看似簡單，實際操作起來卻不容易。首要的問題是先得弄清國籍，其次還要查出原名的讀音，這第一點並不難辦到，難的是第二點，既不易做到，又最為重要，假如這一點無法澄清，也就談不上“名從主人”原則的實施了。關於原名的讀音問題，他認為最大的負麵影響來自英語。自20世紀以來，中國效仿日本以英語為第一外語，這在當時雖有必要，卻留下了不小的後患，其主要表現就是在翻譯中用英語來規定其他所有國家人名、地名的讀音，並以此為音譯的金科玉律，這種現狀必須加以改變。此外，他還對當時坊間流行的若幹譯名作了更正，如“琉細安”（Lucian）應改作“路吉亞諾斯”等等。如上所述，周作人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翻譯家，他對翻譯如此認真的態度是十分令人欽佩的，但就今天而言，他的設想並沒有完全得以實施，比如Lucian的現行譯名為“琉善”等等。這說明，同翻譯上的其他所有問題一樣，過於完美的音譯標準也隻能作為理想的追求，它的實施無疑要受到“約定俗成”等現象的製約。
其實周作人本人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名從主人”的標準也有其靈活性，這種靈活性主要表現在3個方麵：1.有些地名原是有意義的，應按照各國的做法采用意譯，如“太平洋”、“死海”等；2.通用已久的音譯雖與原文不符，隻好沿用，如“雅典”、“伊索”等；3.西洋人的教名隻好沿用現成的《聖經》譯本中的譯名，如“約翰”、“大衛”等。這樣，盡管仍不乏某些不足之處，周作人基本上還是不失妥帖地解決了“名從主人”與“約定俗成”之間的關係。
此外，周作人還提到了音譯中的另一重要問題，即杜絕使用容易產生聯想意義的音譯形式，比如徐誌摩把Florence譯成“翡冷翠”，胡適之將Ithaca譯為“綺色嘉”等都是不足效仿的。在這裏，他又一次強調了“約定俗成”的力量，比如“葡萄牙”雖然譯得最為糟糕，但它已被人們欣然接受，縱使嚴複將其改為“波陀牙”也為時已晚。因此他強調指出，舊譯是難以改過了，但新譯卻是可以注意避免的。
長期以來，譯名的不統一總在困擾著周作人，比如早年他就曾把古希臘女詩人Sappho譯成了“薩複”、“薩福”和“薩普福”3種不同的形式，到了1951年，他又把這些形式改譯成“薩波”，由此可見他的困惑與苦衷。也許正因為如此，在所有的翻譯家中，周作人對譯名問題的關注是最多的，他對譯名的探討也堪稱最為全麵和鞭辟入裏。
三、童話的翻譯
周作人早年曾接觸英國人類學家安德魯？朗（Andrew Lang）的學說，並由此引發了對於童話學的興趣。自1912年起，他撰寫了30餘篇童話研究方麵的文章，此外還翻譯了格林等人的若幹篇童話。關於童話的翻譯方法，他早年也曾有所提及，比如他在與趙景深的幾次“關於童話”的通訊中就說過下麵一段話：
我本來是讚成直譯的，因為覺得以前林畏廬先生派的意譯實在太“隨意言之，隨意書之”了。但是直譯也有條件，便是必須達意，盡中國語的能力所及的範圍以內，保存原文的風格，表現原語的意義，換一句話就是信與達……童話的翻譯或者比直譯還可以自由一點，因為兒童雖然一麵很好新奇，一麵卻也有點守舊的。
1952年，周作人又撰寫了一篇題為《童話的翻譯問題》的文章（未刊稿），這是他看了《翻譯通報》第3期上對豐華瞻所譯《格林童話集》的批評文章以及《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後的觀感。《翻譯通報》文章的作者批評豐譯《格林童話集》中有不少毒素，因而不適合兒童閱讀，《人民日報》則指出，如果加以適當的指導，本書中許多好的因素對兒童都是有益的。周作人認為兩者各有道理，因為從日語借來的“童話”一詞本身就容易讓人誤解。在國外，童話並非完全為教育兒童而作，英文所謂的fairy tale其實應該稱作folk tale，原因是裏麵的故事並非都與神仙有關，其中也有關於曆史的記載，因此不乏一些所謂的“毒素”，而這些“毒素”實在是初民生活的記錄，具有民俗學上的意義，如果要作為兒童讀物，當然需要一定的指導。
他還指出，童話正當的說法是民間故事，一麵是民俗學上的資料，一麵是民間文藝，它兼有學術與文藝兩重性質，因此在翻譯上也要兼顧到這兩個方麵，也就是說，童話的翻譯要做到學術上的信與文藝上的達。照此說來，格林童話的翻譯必須依照德文原本，正如安徒生童話在中國遭到竄改的命運一樣，其他譯本的格林童話也難免遇到同樣的問題。以英文譯本為例，英國譯者常常忽略童話民俗上的意義而以兒童為對象，往往對原文中所謂不適當的地方進行刪節，因此是最不可相信的。然而，盡管豐譯依照的是已進行過大量刪節的英文譯本，卻還是受到了某些人的強烈批評。豐氏在譯者序言中指出，譯成中文時力求忠實，既照顧到譯文的流利，又竭力保持原文的意義與風格。對此周作人表示讚同，他指出，我們要十分注意故事的樸素性，“不可上英國人的偽善的當”。與此相適應，周氏提出了“形式國語化、內容要歐化”的童話翻譯觀，也即以適當的漢語寫出別國的故事來，原來的修道士不可變成和尚，庸俗的國王也不必尊為皇帝陛下，總之，原文所反映的文化習俗是不能改變的。之所以如此，原因還是在於童話民俗學上的重要特征，也正因為這樣，《翻譯通報》那篇文章的作者所批評的與宗教迷信（如上帝、惡魔）或社會問題（如猶太人的不敬）有關的“毒素”也隻好正確而真實地譯出來了。
通過這些詳細的闡釋，我們也許能夠理解“比直譯還可以自由一點”的真正含義了：童話的翻譯要采用以達意為前提的直譯，如此取道目的有二：一、達意的譯文形式能夠在語言上滿足兒童求新求異的心理，這是童話在文藝上的要求；二、直譯的譯文能夠保留童話曆史真實性，這是童話在民俗學上的要求。
迄今為止，有關童話翻譯的論述尚不多見，而我們在翻譯童話時所注重的無非是它的可讀性，從不或很少顧及到它與民俗學有關的問題，就此而言，周作人的童話翻譯觀不僅給人一種新鮮感，同時對童話翻譯實踐也不乏一定的指導意義。
四、宏偉的翻譯計劃
周作人一生中曾有過不少次翻譯方麵的計劃，比如他當年學習古希臘語就是想重新用古文來翻譯《聖經》的“新約”部分，後來因思想發生變化，認為現行的官話譯本已經很好了，於是便放棄了原來的計劃。“新約”雖未譯成，他卻熟練掌握了古希臘語，直到晚年，當他譯出一部又一部的古希臘文學名著時，總算了卻了當年的一部分心願。
對於西方古典主義的東西，周作人總是情有獨鍾的，然而在治學問題上他又是一個能夠審時度勢的人，尤其在五四時期，出於當時的實際情況，他就不主張對古典主義的作品進行大譯而特譯，盡管他自己偶爾為之。
新中國建立後，新的形勢又喚起了他對古典主義作品的興趣，他認為有計劃地整理和翻譯世界古典名著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到了1951年5月，他在《翻譯通報》第2卷第5期上發表了《翻譯計劃的一項目》一文。文中指出，中國六朝至唐朝以及清末的兩次有計劃的翻譯高潮早已過去，現在第三次翻譯高潮應該到來了，因為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新的時代，在政府的組織下，加上其他社會團體的支持，有組織、大規模的翻譯活動是極有可能的。他還指出，這是整個國家的事業，大規模地接受世界文化遺產，吸收全世界的文化知識，對於中國實在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
接下來，他就古典作品的翻譯進行了專門的論述，他談到了埃及的宗教書籍、希伯萊的《舊約》、阿拉伯的《天方夜譚》、印度的史詩及各種故事集等等，文章最後，他重點談了自己最關心的話題，即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關於羅馬文化，周作人似乎總抱有一種鄙視的態度，他認為羅馬人將希臘神話據為己有，這不啻是一種盜竊行徑，因此，在本文中，他幹脆將羅馬撇到一邊，詳細地列出了一張值得翻譯和介紹的希臘古典書目：
1.哲學科學，以柏拉圖、亞列士多德為主，別派的哲學則厄芘克忒托斯（Epictetus）與瑪耳科斯瑞利俄斯（Marcus Aurelius）二人也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