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早期的翻譯可劃分為古文與白話兩類譯文，這裏我們分別對其稍事分析與評價。關於周氏的古文譯作，胡適先生曾作過評述，他認為，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他自己就是用古文譯過小說的人。但同時他又指出，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無論你做得怎麼好，究竟隻能供少數人賞玩，不能行遠，故難以普及。他首先舉了《域外小說集》中周作人翻譯的《安樂王子》一例：
一夜，有小燕翻飛入城。四十日前，起伴已往埃及，彼愛一葦，獨留不去。一日春時，方逐黃色巨蛾，飛經水次，與葦邂逅，愛起纖腰，止與問訊，便曰，“吾愛君乎？”葦無語，惟一折腰。燕隨繞葦而飛，以翼擊水，漣起作銀白，以相溫存，盡此長夏。
他燕啁？相互語曰，“是良可笑。女色無資，且親屬眾也。”燕言殊當，川故皆葦也。
未幾秋至，眾各飛去。燕失伴，漸覺孤寂，且？於愛，曰，“女不能言，且吾懼彼佻巧，恒與風酬對也。”是誠然，每當風起，葦輒宛轉頂禮。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則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問之曰，“若能偕行乎？”葦搖首，殊愛起園也。燕曰，“若負我也。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別矣！”道而飛去。
然後分析指出：這種文字，以譯書論，以文章論，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辛辛苦苦地譯出來，卻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地位。由此他得出結論說，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達，雅”三個字，但所得終不償失，究竟免不了最後的失敗。（江義華，1998：111）
應當指出的是，用古文譯書隻是周作人早期的一種嚐試或過渡手段，到了後來，為順應時代的要求，也由於他意識到古文譯書終究會行之不遠，他便毫不遲疑地棄而舍之，成為白話文壇和譯壇上的開拓者。
除胡適外，也有不少人曾對周作人早期的白話翻譯作過毀譽不一的評價。1925年，譚正壁在《中國文學史大綱》一書中對周氏兄弟的翻譯褒揚一番後指出，“魯迅翻譯的小說，實較乃弟為佳”，周作人的譯文“太是西洋化”了。早在20年代，郭沫若也曾對周作人提出過尖銳的批評，說他重譯的《法國的俳諧詩》毫無價值，是純粹的直譯或死譯，並指出這樣的譯文隻有屏諸於文壇之外了。平心而論，兩人所言都不無一定的道理，但後者的評價似乎有太過偏激之嫌，因為這一時期的周作人雖然極力主張逐字或逐句的直譯，而就當時的大部分譯文來看，其質量尚不至於低劣到如此地步。為澄清事實，下麵我們不妨對《法國的俳諧詩》中的兩首譯詩稍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