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當下電視市場調查的種種問題，已經有學者在做出反思與回應。比如黃葳威認為，相比較評估反饋，“類似非評估反饋較可有效彙集受眾更多的回饋意見，作為節目規劃前瞻性的參考”(黃葳威：《聲音的存在：透視電台節目規劃管理》，道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頁。)；時統宇針對“評估反饋”的典型——收視率，認為其局限性“決定了它不可能作為電視節目評價的唯一指標，因此媒介調查機構也在不斷對電視的評價標準進行探索，電視節目的滿意度指標就應運而生”(時統宇等：《收視率導向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劉燕南則提出與“評估反饋”與“非評估反饋”對應的“數字受眾”與“意見受眾”概念。她認為，“數字受眾，簡單地說就是以視聽率、閱讀率、點擊率等統計數據所概括的量化受眾；意見受眾，是指由主觀意見表達所反映的受眾，或者說表達意見的質化受眾”(此處關於“數字受眾”與“意見受眾”的界定，來自筆者在2008年與劉燕南教授的E-mail討論內容。)。
這裏的數字受眾與意見受眾兩個概念，體現了對於電視市場調查工作而言，截然不同的兩種認識論，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受眾觀，前者反映的是一種簡略的、非個人化的、被測評的受眾；後者反映的是一種主體的、個性化的、主動的受眾。在她的論述中，無疑，“意見受眾”是值得關注與倡導的；而這種關注與倡導，在“反饋的變奏”(“反饋的變奏”相關論述參考劉燕南：《反饋的變奏：“數字受眾”vs.“意見受眾”——中國電視台觀眾反饋現狀調研報告［1］》，《現代傳播》2008年第2期，第101-104頁。)中得以體現。接下來，進一步展開論述——
基於對全國11家中央和省級電視台調查的第一手資料，劉燕南描述和分析了目前各台觀眾反饋的現狀，認為目前“定性”觀眾反饋方式兼具傳統(來信、電話)和現代(手機短信、網絡留言)雙重特征，觀眾意見反饋量呈上升趨勢，但是受重視程度不夠，在應用的廣泛性和在決策中的影響力兩方麵，均不及“量化”的收視率數據反饋。具體的結論有四點：
第一，“定性”觀眾反饋方式兼具傳統和現代特征，趨向多元。
11家電視台都設立了專門的觀眾聯係部門，並有常規性的觀眾聯係渠道，除了傳統的信件和電話外，絕大多數電視台都開辟了新的現代化通訊方式，比如手機短信、網站留言和電子郵件等，調研方式趨向多元。在這些新興的聯係渠道中，觀眾反饋的信息量均呈現快速增長態勢，顯示出現代通訊高科技對於電視領域觀眾意見反饋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電視台對這些聯係渠道的開發和維護略顯不足，較少有意識地通過這些渠道積極主動地了解觀眾的想法，對“定性”觀眾調研方式的重視程度不夠，甚至有些漫不經心。
第二，觀眾的主動性增強，意見側重點在改變。
來自觀眾自發的意見信息反饋，總體上呈現增長趨勢。不僅如此，觀眾們愈來愈多地選擇那些方便、快捷、具互動性的渠道，也是更利於發揮主動性的渠道進行反饋，比如電話、網站留言和手機短信等。觀眾們不隻是反映意見，還講究及時交流，其中網站留言版塊因其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發表意見和互動交流的平台而大受歡迎。在觀眾提出的各種意見中，要求重播、點播和評價節目這一類主動性較強的意見名列前茅，以往常見的投訴類意見排位居後。這些現象說明，觀眾的意見反饋趨於活躍，觀眾們作為電視台的生存來源、作為電視傳播服務對象的主體意識在增強，更勇於和樂於表達自己的需求和主觀感受。
第三，觀眾意見的受重視程度不夠，決策影響力有限。
相當一部分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反饋的重視程度明顯不足，這表現在：首先，一些電視台對觀眾的意見信息缺乏科學係統、標準明確的分類和登記，統計比較粗疏，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資料丟失和拋棄現象。其次，一些電視台對觀眾意見信息的處理和留存略顯隨意，未形成一套比較規範的製度，分析整理不夠，類似安徽台那樣“建立數據庫”式的機製創新可謂鳳毛麟角。最後，觀眾意見反饋的分量不足，大眾觀眾的意見常常被某些專家或資深人士組成的小團體意見所替代；大部分電視台將觀眾的意見反饋作為決策的參考因素之一，但是其影響力尚需存疑，有些電視台甚至認為觀眾意見無足輕重。
第四，收視率反饋應用廣泛，在決策中舉足輕重。
收視率指標普遍受到各電視台的高度重視。所有電視台都購買了商業性調查公司的收視率數據，有些電視台還購買兩家或兩家以上公司的收視率數據，以進行比照和分析。不少電視台結合本台和本地實際，深度開發收視率指標的應用價值。在有關節目評價、節目編排、經營管理和資源配置等眾多領域，收視率及這一“量化”反饋機製都發揮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深度和力度還在不斷加大。在影響電視台決策的諸因素中，與觀眾意見反饋作用的不斷弱化相比，收視率已經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時甚至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
那麼，為何需要在認識論上從數字受眾走向意見受眾，原因有三：
首先，電視市場的複雜性，要求具備全麵高效的反饋係統，不僅要掌握觀眾總體“麵”上的量化信息，而且要了解觀眾“點”上的意見信息，兩者都是反饋係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不應偏廢，後者即使是補充，也是不能忽視的補充。
其次，電視傳播的分眾化趨勢，以及受眾的小眾化、碎片化和異質化發展，乃至電視將借助新傳播技術開展的菜單式點播服務，都要求傳播者打開視野，營造一個包容多元的反饋空間，還原各種意見的原生態，捕捉有意義的信息。如果不能超越總括性的“量化”反饋思維，隻見“數”而不見人，傳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都會打折扣。
第三，社會的多元化，導致受眾主體的多元化，觀眾的訴求表達也日益積極。任何一種反饋信息都具有或顯或潛、不可替代的價值，都會反映某種動向。偏執於收視率反饋，不善於從豐富多元的觀眾意見中整合、提煉出有價值信息，可能會錯失良機。
（二）“台州影響力”：走近本土意見受眾
以上關於意見受眾與數字受眾的兩種路徑，是理論層麵的一種解析與呼籲。而在電視業者，也的確有若幹電視機構日趨重視意見受眾的反饋。在這其中，浙江省台州市廣播電視總台所進行的兩次“萬人問卷調查”，雖然還並非是完全的意見受眾調查，但是其中拋開收視率數據，重視質感與影響力的做法，已經具備了一種重視意見受眾的認識論。筆者僅以2007年底的第二次“萬人問卷調查”為例，分析該如何走近本土的意見受眾。
在2007年末，台州市廣播電視總台舉行了第二次“萬人問卷調查”，共計收回有效答卷7037份。在數字時代頻道頻率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本土頻道頻率要加強自身的競爭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加強本土頻道頻率與地方受眾的聯係。因此，“萬人問卷調查”本身，由於目的性強，受眾分布合理，性別比例恰當且重視受眾的意見，可以稱得上是一次較成功的電視市場調查活動。特別要指出的是：此類主動走向受眾的問卷調查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種能夠實現地方媒體與受眾的互動目的，增強地方媒體本土親和力的媒體戰略策劃活動，值得推廣。
以下為調查中反饋出的若幹意見：
第一，頻道頻率收視、收聽的時長體現了本土受眾的忠誠度。
每天收看新聞綜合頻道30分鍾以上的約占50.88％以上，而不收看的僅為10.93％；收看影視文化頻道30分鍾以上的約占51.9％以上，而不收看的僅為9.44％；收看公共財富頻道30分鍾以上的約占25.96％以上，而不收看的僅為22.25％。從上述數據看，新聞和影視兩個頻道顯然觀眾忠誠度高，市場占有率較為理想；公共財富頻道則還有待進一步拓展空間，特別是在2007年股市處於大牛市，全民理財意識高漲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提升節目質量，契合觀眾需求，仍然需要公共財富頻道做進一步的思考和定位。
在頻率方麵，每天收聽新聞廣播頻率30分鍾以上的約占31.68％以上，而不收聽的為28.24％；每天收聽音樂廣播頻率30分鍾以上的約占27.53％以上，而不收聽的為27.33％；每天收聽交通廣播頻率30分鍾以上的約占23.71％以上，而不收聽的為29.66％。聽眾對廣播的選擇依次為新聞、音樂和交通信息。其實，從全國廣播的發展前景來看，廣播的最大受眾群為移動人群，因此，新聞和音樂廣播如何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受眾群，交通之聲如何進一步拓展自己的空間，仍然是各頻率所要思考的主要問題。
第二，頻道頻率收視、收聽的時段體現了本土受眾的收視、收聽習慣。
18∶00-22∶00電視收視人群占絕對多數，可以說是電視收視的黃金時間。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6∶00-14∶00時間段中，觀眾收視平均水平要高於22∶00以後，這客觀上提醒我們，有必要加大力度開發白天時間段節目，加強白天時間段廣告節目的營銷，使得白天時間段成為頻道新的廣告增長點。
在頻率方麵，值得注意的是，公認的廣播黃金時間6∶00-8∶00收視率為18.33％；而晚上18∶00-20∶00收視率為24.04％。這固然提醒我們必須加大6∶00-8∶00節目的調整研發，但是另一方麵也告訴我們必須強化晚上18∶00-20∶00的營銷力度。
第三，頻道頻率收視、收聽要得到受眾的歡迎，其核心競爭力在於提高節目的質量。
新聞類節目收視率約占53.76％，其中民生新聞為43.83％，時政新聞為33.42％，《台州新聞》以44.04％高居各類型節目收視率榜首，此外，如《阿福講白搭》《600全民新聞》《新聞廣場》等收視率也都在30％以上，該類節目主持人阿福、一丹等也因此深受受眾的認同和歡迎。
電視劇類節目收視率約占53.52％，收視率在20％以上的類型分別有反腐劇、革命曆史題材劇、涉案劇、古裝武打劇、韓劇等；電影類節目收視率約占38.06％，天氣資訊類節目約占30.89％。這說明上述四類節目仍然深受受眾的歡迎。
從城市電視台的定位來看，我們建議新聞類節目立足於做強，立足於深挖民生類新聞的質量，使該類節目品牌進一步深入人心。電視劇節目，立足於加大購買觀眾喜歡的反腐劇、革命曆史題材劇、涉案劇、古裝武打劇、韓劇等電視劇的力度。節目播出的最佳時間依次為20∶00，19∶30，18∶30。電影節目值得關注，如何借鑒國內流行的鑒賞類或類型板塊化的節目編排方式，仍然值得繼續探索。天氣資訊類節目我們認為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如何擺脫簡單的天氣預報方式，增加天氣資訊的信息含量和服務含量，應該是該類節目突破的關鍵所在。
在廣播類節目中，新聞類和音樂類節目收聽率分別占45.15％和40.49％，這說明這兩類節目依然是廣播類中最受歡迎的節目。值得注意的是，經濟類節目收視率僅為15.76％，這與經濟發展飛速的台州顯得有點不太協調。建議加強證券理財類節目的運作，以更好拓展廣播類節目的市場份額。
第四，節目收視和視聽份額的提高，需要注意培養觀眾的收視收聽習慣，形成良好的約會機製。
觀眾收看電視劇采用隨機收看的方式為44.66％，導視片花的為32.23％，而根據節目報決定收看的隻占23.43％。在頻率上采取用隨機收看的方式為45.40％，導視片花的為24.44％，而根據節目報決定收看的隻占17.48％。
這組數據表明觀眾或聽眾根據節目報來決定收視或收聽的方式已經開始淡化，越來越多的觀眾和聽眾采取隨機的方式決定自己是否收看或收聽節目，因此我們建議必須強化節目預報編排，采取無縫編排方式，對重點節目采取固定時間播放或播映，與觀眾或聽眾達成良好的約會機製。
（三）“80後”受眾：找尋與開發
在廣電領域，“80後”受眾往往會被認為是難以把握、易於失去（因為網絡等新媒體的影響）的特殊群體。但在筆者看來，如何把“80後”受眾當成意見受眾來看待、找尋與開發，那麼，其中的潛力還是無限的。以下段落，就將以廣播媒體為例，由此反觀電視媒體的相應策略。
要進入到“收聽世界”，或者“收聽情境”中去，就不能把聽眾當成是一個數字、一種選項，而要把他們當成生活中活生生、有感觸的人。而為了把握有助於傳統廣播挖掘未來潛力、預估未來趨勢的“那一部分”聽眾對象，理解他們的理解，感覺他們的感覺，那麼，有意識地去嚐試尋找具備廣播使用的意願、能力、經驗與習慣，以及意見表達的意願、能力、經驗與習慣的“意見受眾”，就成了關鍵所在。
不過，“那一部分”聽眾是哪一部分呢？從不同的視角，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觀。筆者在此選擇從社會代際觀念的視角切入。在當下的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對應）、轉型社會（與穩態社會對應）中，不同代際的社會化過程、社會經曆大相徑庭，對某一或一係列社會現象的看法也迥然不同。
一般而言，在社會學的研究範疇中，以10年為一個時間段的代際研究，是二戰後美國社會學家對美國社會的一種研究方法。不過，本書所沿用的“80後”概念，以及與其類似的“70後”、“90後”概念並非純粹嚴格的學術概念，毋寧是一種媒體語詞、社會習語。但是，哪怕進入分析視野的“80後”這一概念的使用並不嚴謹，其社會影響力和使用頻率卻都是相當可觀的，比如在穀歌搜索中約有近七千九百萬的符合“80後”的查詢結果，在百度搜索中，這一數字也接近三千九百萬(此處關於“80後”的穀歌、百度查詢，於2009年1月15日進行。)。
那麼，“80後”到底是誰？這一概念本身的第一次出現，較為公認的是在2003年，由1982年出生的作家恭小兵在“天涯社區”《總結：關於80後》的帖子中提到。其本意是對文壇對1980-1989年出生的年輕作家的稱呼，而後泛指1980年代生人。隨著這一中文語詞的使用越來越廣泛，與其對應的英文也浮出水麵，目前較為認可的是“Post\|80’sGeneration”——但是，正如美國《時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長艾西蒙將中國的“80後”稱為“MeGeneration”一樣，“80後”在主流話語中往往被認為是過於自我、自私、叛逆、沒有責任心的一代人，因此，這一語詞在很長時間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貶義詞。
不過，隨著時代的演進，“80後”的成長，特別是在2008年，這一代人逐漸走向主流。他們在2008年“西藏打、砸、搶事件”“奧運火炬海外傳遞受阻”“5·12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會”四件重大公共事件中的表現，超出社會預期。因此，在社會主流輿論中，對其的印象也在逐漸轉向為“現時代的動力”，並認為中國的“80後”一代是在改革開放的環境中長大，沒有“文革”的烙印，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具有較開放的認知結構、較活躍的創造力、較強的自我意識與較多元的信息處理方式(參考《一代新人“80後”：“80後”群體特征的社會學思考》，《北京日報》2008年6月30日，第18版。)。
與此同時，筆者通過觀察發現，中國的廣電媒體，基本上伴隨著“80後”一代的成長曆程。幾乎每一位“80後”都具備廣播、電視使用的意願、能力、經驗與習慣——雖然他們當下的目光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互聯網、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上，但是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80後”對於廣播、電視，是相當熟悉與親切的。這種熟悉與親切，讓他們逐漸接受新媒體的同時，並不會把廣電等傳統媒體拋去一邊。因此，新媒體之於廣電媒體的“替代論”，在這裏就被轉換為“並存論”——而認清了“並存論”的事實，才能更好地發掘“80後”作為典型“意見受眾”的特別價值所在。
根據筆者所作的小型問卷調查“80後對廣播的第一印象”(該項調查於2008年11月份進行。)顯示，在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身份的“80後”的評價中，廣播媒體仍被認為是具有功能性的“安全而私密的情感交流空間”“開車時必聽的上下班好伴侶”“信息量大，現在還是很重要的信息渠道”；具有想象空間的“小時候聽童話、流行歌曲”“我初高中業餘時間的回憶”“關於遠方的想象”“曾經讓我24小時沉迷在音樂之中”“藏在衣袖裏的小秘密”；當然，也還有一些偏於負麵的評價，比如“上世紀的東西”“好久沒聽的東西”“比電視還遙遠”“沒有電視、電腦的話，才會去聽廣播”——這些評價都是“80後”作為“意見受眾”對於廣播媒介的感受與想象。麵對它們，廣播業者所持的態
度，或許應該是“
筆者因此提出一種觀點，即：“80後”的記憶與成長，是一種優質的媒介資源，乃至社會資源、商業資源。因為他們在走向社會中堅的過程中，不僅僅是“下一代受眾”，而且是具有強大的購買意願與能力的一代人，消費本身成為一種生活的目的。而具體到廣播媒介，筆者進一步提出：“80後”的記憶與成長，也同樣是一種優質的廣播資源：
首先，正如上文提到“80後對廣播的第一印象”調查顯示的那樣，這一代人總體來說，對於廣播本身的記憶附著一種特別的感情。僅以筆者為例，小學、初中時熱衷廣播競猜節目；高中、大學時幾乎人手一個收音機，聽流行音樂節目；大學時，同學們更是在宿舍裏群體收聽午夜節目；現在在汽車上，也習慣了廣播相伴——這是廣播所獨有的一種絕不僅僅是技術與數字的“珍稀”資源。
其次，麵對這種資源，廣播業者要通過深訪、深描，去懂得“80後”，找到“80後”作為意見受眾的“感覺”。特別是去發現“80後”可作為廣播“誘導”內容的其他記憶。
再次，隨著時代的推進，“80後”一代人趕上了“汽車中國”的變革大潮。而廣播，作為當前與汽車結合最緊密的媒介形態（它的伴隨態特質，在此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將與“80後”“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同進退、共發展。
最後，更要敏銳地看到，“80後”本身，已普遍成為廣播、電視等各類媒體的一線力量——充分發揮他們對自己的代際理解、生活感悟與社會想象，讓“80後”之於廣播媒介的資源價值被最大化地挖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