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荃的眼裏噙滿淚水。她不敢轉過頭來，知道達夫隻要看到她那水汪汪的眼睛，馬上就會痛哭起來。
回到國內，鬱達夫的內心是寂寞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進入了低潮。文壇充滿寂寞冷清的古戰場的氣息。人們對於新文學的熱情大為減弱。
一天晚上，鬱達夫和郭沫若一起去四馬路泰東書局的門市部，了解《創造季刊》的銷售情況。
聽完他們的問話，書局老板趙南公吐出一口煙，捋捋油亮的頭發，語氣頗為不屑地說：“初版二千部，還剩下五百部的光景。以後恐怕更難維持了。”
鬱達夫和郭沫若聽了，感到十分悲哀。他們哀歎新文學艱難的處境，也哀歎知音寂寥。兩人不禁悲從中來。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達夫與沫若攜手走進一家酒店。端起心愛的杯中物，兩人的話匣子打開了。在東洋時吃的苦，從事新文學所遇到的艱難坎坷，高揚“創造”的大旗而受到的冷遇和誤解……都一股腦兒倒了出來。
酒店要打烊了。兩人覺得未喝盡興，又進了另一家酒店。喝著喝著，又要關門了。他們踉踉蹌蹌闖進了第三家酒店。一杯接一杯，一壺又一壺，很快地，空酒壺放滿了一桌子。他們把空酒壺移到鄰近的桌子上，不久又把鄰桌也擺滿了。夥計過來清點，發現喝了三十幾壺，把他驚呆了。
月光從窗外傾瀉過來。桌上的酒壺錯落有致，布成了一座酒壺的森林。達夫和沫若觸景生情，感慨萬千。
“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果是隻有在首陽山上餓死！”郭沫若悲憤難抑，灑淚而吟。
達夫的情緒也高漲起來。他高喊道：“我是伯夷，你是叔齊。”
兩人互相攙扶著，走上了馬路，走到了哈同花園附近。這裏空曠僻靜，街道平坦而又寬敞，有許多西洋人坐著汽車兜風。車一輛接一輛，像賽跑似的。達夫和沫若看在眼裏，氣在心頭，兩人便大罵起西洋人。
突然，達夫從人行道衝到馬路中央，對著前麵開來的汽車，舉起手比劃成槍的模樣，大喊大叫：“我要用手槍對付你們！”
沫若急忙上前拉住他。汽車在他們身邊劃了一個拋物線，“唰”地一聲飛馳而過。
鬱達夫在上海住在泰東書局編輯所裏。他和郭沫若一樣，過著一種寄人籬下的食客生活。泰東書局讓他們幹活，卻不給工資。他們出的書，也都未領到版稅。在這裏唯一的報酬，就是提供一日三餐。
達夫回國時，原想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把放在老家的妻子接來同住。但現在卻沒有什麼收入，經濟拮據得很，不要說養家，連自己的生活也不易維持。無奈之際，他隻好決定離開上海，繼續到並不太願意去的安慶法政專門學校教書。臨行前，去了趟富陽，把妻子孫荃接了出來。
1922年9月，他再次來到安慶。
一年以前，達夫曾在安慶法政專門學校教了半年書，有過一段放蕩的經曆。當時的安慶是安徽省會，安徽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各種政治、軍事力量發生尖銳衝突。達夫初到安慶時，震驚中外的“六二”慘案的餘波尚未平息。在這場風潮中，法政專門學校的校長曾當麵痛斥過皖係軍閥馬聯甲，於是，這位正直、有骨氣的學界元老便為軍閥、政客所不容。學校校園也變成了新舊兩種勢力的衝突戰場。軍閥收買學生流氓在學校搗亂，驅趕校長，正常的教學秩序遭到嚴重破壞。鬱達夫目睹這一切，非常苦悶，生活上開始放蕩起來。他沒有能力幹預政治，於是在編講義授課之外，大部分時間便消磨在小酒館和煙花巷。
在這段時間裏，達夫陷入了與海棠的感情糾葛之中。
海棠是安慶的一個妓女，年紀大約二十七八歲，身材矮小，頭發稀少，額頭很寬，下巴特長，相貌實在不算好看。她原本也是良家婦女，父母去世後，被人拐賣到妓院。先前曾與逛妓院的一位中年小官吏相好，生了個小孩，但這位小官吏後來離她而去。她隻好重操舊業，不過“生意”越來越不景氣，幾乎沒有什麼“客人”照顧她。
鬱達夫逛妓院，並不單純是為了肉欲的滿足。他主要是想借此逃避外麵世界的混亂和喧囂，尋求心靈的安寧。因此，他在妓院不是找人喝酒，便是結夥賭博，隻到興盡而歸，不在妓院過夜。幾次下來，便引起老鴇的不滿。為了多賺錢，她們極力勸說達夫挑一位姑娘陪宿，達夫經不住再三勸說，便說，這裏若有相貌醜、無人愛的姑娘，可以請出來見見。
這樣，海棠便出現在達夫麵前。也許前世有緣，達夫一見麵就對海棠產生了好感。當晚，便留宿在海棠房裏。
海棠為人忠厚、善良、老實。初次見麵，就將自己的身世和盤托出。達夫聽了很感動。他對海棠越發產生了憐愛。此後，他隻要去妓院，必去找海棠。閑來無事之時，便約幾位朋友去海棠處喝酒打牌，以增加她的收入。他不時給錢給物，在經濟上幫助她。達夫在精神上也不斷關心、安慰海棠，鼓勵她振作起來，使這一位淪落風塵的弱女子也享受到了人生的溫暖和愛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