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夫原本是個脆弱的人，他沒料到胡適這樣的社會名流會對他進行人格攻擊。如此“毒招”，使他抑鬱難忍。
1922年7月20日，鬱達夫結束十年留學生活回國。
到上海後，達夫與郭沫若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裏泰東圖書局新址，主持創造社的工作。
達夫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論戰。
這場論戰實際上是由他挑起的。論戰的導火線是達夫執筆的《創造季刊》創刊號的出版預告。
在這則出版預告中，達夫用辛辣尖銳的語言攻擊文學研究會，指責他們壟斷文壇，扼殺新興文藝。其實，這裏麵夾雜著鬱達夫和創造社同仁的很多個人意氣。創造社費盡周折，才得以成立，而出版《創造季刊》更是傷透了腦筋。文學研究會則剛成立就有堅強、穩固的陣地，將頗具影響力的《小說月報》作為會刊，還在《時事新報》上附設《文學周報》，自己編輯發行《詩》刊。這使創造社在羨慕、嫉妒之餘越發增加了不滿。還在日本的時候，鬱達夫聽郭沫若向他介紹國內文壇的情況時說：“一些談新文學的人，把文學團體來作工具，好和政治團體相接近，文壇上的生存競爭非常險惡，他們那黨同伐異，傾軋嫉妒的卑劣心理，比以前的政客們還要厲害，簡直是些Hysteria的患者！”這些偏激的言語使達夫對國內的文壇有了先驗的印象。而就達夫個人來說，1921年春天，他滿懷希望地將《銀灰色的死》投寄到《時事新報》，半年過去了仍杳無音訊，他對《時事新報》副刊編輯鄭振鐸的不滿很快變為對整個文學研究會的不滿。
事實上，文學研究會成立後，為推動新文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預告”中的指責是沒有道理的。但鬱達夫顯然沒意識到這一點。
文學研究會麵對創造社突如其來的進攻，感到很愕然。同樣年輕氣盛的文學研究會成員自然咽不下這口氣，他們準備伺機反擊。風暴即將來臨。
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鬱達夫發表了隨筆《藝文私見》。這篇文章更將攻擊的矛頭直指文學研究會。《沉淪》出版後，鬱達夫很遭到一些人抨擊，被誣為“色情至上”、“縱欲主義”。他在沒辨清事實的情況下，把那些攻擊他的人都劃入文學研究會裏麵。他借題發揮，對文學研究會冷嘲熱諷，指責那些在新聞雜誌上主持文藝的批評家，都是假批評家，要讓他們“到清水糞坑裏去和蛆蟲爭食物去”。隻有這樣，“那些被他們壓下的天才”，才能“從地獄裏開到子午白羊宮裏去”。達夫最後痛斥： 真的天才，和那些假批評家假文學家是冰炭不相容的，真的天才是照夜的明珠，假批評家假文學家是伏在明珠上麵的木鬥。木鬥不除去，真的天才總不能放他的靈光，來照耀世人。除去這木鬥的仙手是誰呀！就是真正的大批評家的鐵筆！我們目下中國所要求的，就是一位具有識見的批評家。因為真的批評家出來之後，這一筆混帳，才開消得明白。這番話的用意和含義是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來的。攻擊的鋒芒直指茅盾、鄭振鐸。
郭沫若在《創造季刊》創刊號上則發表了《海外歸鴻》一文，密切配合鬱達夫，也對文學研究會作了含沙射影的攻擊。他說： 我國的批評家——或許可以說是沒有——也太無聊，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譯品，或出版物，總是極力捧場，簡直視文藝批評為廣告用具；團體外的作品或與他們偏頗的先入之見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們愛以死板的主義規範活體的人心，甚麼自然主義啦，甚麼人道主義啦，要拿一種主義來整齊天下的作家，簡直可以說是狂妄了。這與鬱達夫的文章相對照，可以看出兩者的觀點、語氣驚人相似，如出一轍。
文學研究會終於忍不住了。他們組織反擊。首先拍馬上陣的是茅盾。1922年5月11日，他用“損”的筆名在《文學旬刊》上發表了《“創造”給我的印象》，對《創造季刊》創刊號上的作品逐篇加以評論，斷定它們“不能竟說可與世界不朽的作品比肩”，因此“與其多批評別人，不如自己多努力”，“更望把天才兩字寫在紙上，不要掛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