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鬱達夫沒有自暴自棄。他以自己的創作實績和出色的文學活動，在20年代初成為中國文壇一顆耀眼的新星。他對胡適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胡適的一些言行越來越使他不滿。《夕陽樓日記》把這種情緒作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夕陽樓日記》發表後，胡適大發雷霆。他自美國歸來後，被譽為新文化的先驅者，儼然是思想界的領袖和權威。如今，這種地位竟然受到衝擊。他壓抑不住心頭之火，隨即寫文章反駁。
9月17日，胡適在他主辦的《努力周報》上發表《編輯餘談·罵人》。此文距《夕陽樓日記》的發表時間僅有二十餘天。
這篇文章先是為餘家菊辯護，將指責餘家菊誤譯的地方全部反轉過來。而後對鬱達夫的人格進行攻擊，罵他“淺薄無聊而不自覺”，並以此否定其全部創作。
鬱達夫原來是個脆弱的人，胡適對他的人格攻擊更使他抑鬱難忍。他沒料到胡適這樣的社會名流竟會對他使如此“毒招”。在創造社同仁的鼓勵下，他在9月21日寫了《答胡適之先生》的公開信。這篇文章對胡適的批評作了義正詞嚴的反批評，既有事實的澄清和辯解，也有有理有據的批駁和痛斥。文章在上海的《時事新報》上很快發表出來。
胡適更加沉不住氣了。他趕寫出《淺薄無聊的創作》予以反擊。
胡適的舉動激怒了創造社。郭沫若的《反響之反響》、成仿吾的《學者的態度》相繼發表，對胡適構成輪番轟炸。
鬱達夫則潛心創作了著名的曆史小說《采石磯》。小說中生不逢時、憤世嫉俗、抑鬱不得誌的大詩人黃仲則，是作者自己的精神寫照。而那個排斥異己、欺世盜名的考據學家戴東原則是暗指胡適。胡適以考據作為沽名釣譽的工具，《采石磯》如此揭露他的本質：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偽書卻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鬱達夫以春秋筆法，給胡適之流畫了一幅絕妙畫像，擊中了胡適的要害。
胡適明白，如此筆戰下去，隻能更多地暴露自己的弱點。他對鬱達夫等人實在是無可奈何了。為了結束論爭，他不得不擺出姿態，給鬱達夫和郭沫若寫了一封致歉信。他說：“我很誠懇地希望你們寬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話，隻當是一個好意的諍友無意中說的太過火了。如果不愛聽這種笨拙的話，我很願意借這封信向你們道歉……我尤其希望你們要明白我當初批評達夫的話裏，絲毫沒有忌刻或仇視的惡意。”
收到這一封信，達夫也發揚“費厄潑賴”精神，寫了封言辭平和的複信。信中稱： 我在《創造》二卷一期一五二頁上所說的話，你既辯明說你“並無惡意”，那我這話當然是指有惡意的人說的，與你終無關係。
《晨報》的記者說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墮落”，我簡直不懂他說的是什麼話。若要說人格，《晨報》記者的那種卑鄙的行為，才可說是墮落的極點呢！
說到攻擊考據學的話，我們對你本來沒有什麼惡感，豈有因你而來攻擊考據學之理？
……半是辯解，半是表白，表現出鬱達夫對胡適的複雜感情。從中也可看出，兩人之間原有的誤會已消除不少，他們的關係以後還有很大的發展。
至此，《夕陽樓日記》點燃的烽火煙消雲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