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給我的印象》被成仿吾稱為是一次“酷評”，對創造社造成很大刺激。郭沫若發表《論國內的評壇及我對於創造的態度》、《文藝之社會使命》，成仿吾的《新文學之使命》等都是反擊文學研究會的文章。
當時，鬱達夫正在日本，沒有再寫攻擊文章。他為自己挑起創造社和文學研究會的論戰隱隱有些不安。在編輯《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過程中，他發現文學研究會並非像他們所說的那樣“黨同伐異”、“壟斷文壇”。尤其當他讀到周作人、茅盾等文學研究會成員對《沉淪》的評論，看到《銀灰色的死》後來在《時事新報》上發表，鬱達夫感到他對文學研究會誤解了。
回到上海後，鬱達夫消除了對文學研究會的敵對情緒。他主動與鄭振鐸等人聯絡、接近。在滬的文學研究會成員，如朱自清、許地山、葉紹鈞、張聞天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客。而這時，也正是郭沫若、成仿吾與茅盾、周作人、鄭振鐸等人的論戰極為激烈之時。雙方從文藝觀談到對歐洲文學的介紹，談到翻譯問題，越扯越遠，陷入了純粹意氣之爭。
鬱達夫盡力要做使雙方和好的工作。1922年8月，郭沫若的新詩集《女神》出版一周年，鬱達夫經過反複思考，決定舉行《女神》誕生一周年紀念會，邀請在滬的文學研究會成員與創造社同人一起參加，以此消除雙方的隔閡。
郭沫若對此很讚同。鬱達夫便拉了郭沫若去找鄭振鐸。鄭振鐸也很高興，並表示要幫助多邀約些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出席。
8月初的一個晚上，在一品香飯店如期舉行了紀念晚會。除了創造社諸位主要人物外，文學研究會的幾員大將茅盾、鄭振鐸、廬隱、謝六逸等人也應邀前來。雙方第一次相聚在一起，剛開始時，彼此還都有些尷尬，漸漸便融洽起來。席間，大家舉杯，共祝郭沫若以後取得更大的創作成就。末了合影留念。
總的來說，這次聚會對於雙方增進了解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令鬱達夫深感不滿的是，某些文學研究會成員席間有一些不甚積極合作的言語舉動，尤其茅盾在慷慨陳詞時仍帶譏諷口氣，達夫很不舒服。不久，又看到茅盾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他覺得文章某些段落是嘲諷自己的，不快之感更為強烈。在這種情況下，他創作了《血淚》。這篇小說很明顯是影射鄭振鐸和茅盾的，諷刺他們提出的“血和淚的文學”——“為人生”的藝術。
為了剛建立起來的友情，文學研究會沒有再進行以牙還牙的反擊。而此後，鬱達夫也沒有再與文學研究會發生論戰，雙方的關係漸趨好轉。
與文學研究會的論戰進入尾聲時，鬱達夫又被卷入了另一場論戰。
1922年8月，《創造季刊》第二期出版。這一期發表了鬱達夫的《夕陽樓日記》。該文指責了餘家菊自英文轉譯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德國威鏗著）一書的誤譯，還批評了國內新文藝界的一些不良現象。
文中有這樣一段鋒芒畢露的語言： 我之所以不能默默者，隻為一般醜類，白晝橫行，目空中外，欺人太甚的緣故。我真不忍使我們中國的思想界，也腐敗得同政治界一樣，使我們中國永無吐氣的一日。孟子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
我們中國的新聞雜誌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糞坑裏的蛆蟲一樣，身體雖然肥胖得很，胸中卻一點兒學問也沒有。有幾個人將外國書坊的書目錄來謄寫幾張，譯來對去的瞎說一場，便算博學了。有幾個人，跟了外國的新人物，跑來跑去的跑幾次，把他們幾個外國的粗淺的演說，糊糊塗塗的翻譯翻譯，便算新思想家了。這番話顯然是有所指的。而嫌疑最大的當推大名鼎鼎的胡適。當時，胡適正跟著他的老師，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在國內四處奔走，兜售實驗主義。
與胡適的恩怨早起於1919年。那年秋天，鬱達夫回國參加外交官考試。在北京期間，他給北京大學教授胡適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求見信。信中把自己比作美國18世紀的作家愛默生，而把胡適則奉為愛默生心中的偶像——愛亭袍。這封信寄出後，達夫苦苦等待著回音。但胡適這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對年輕的東洋留學生不理不睬。鬱達夫的滿腔熱情付之東流。他由希望轉為失望，又由失望轉為怨恨。最後，帶著考試失利在心頭造成的創傷和滿腹惆悵，又去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