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就規定，凡是誣告別人陰謀反叛朝廷的人，即按反叛朝廷的罪行定罪，一律處以死刑。但是，為了防止刑訊逼供、冤枉無罪的人，同時避免人們輕易訴訟，《唐律》還規定，因誣陷而被逮捕審訊的人，超過法定時限還不招認時，就要釋放被告，將原告逮捕治罪。
唐太宗本人就曾經親自處理了幾起誣告案件。貞觀初年，唐太宗不避前嫌，重用隋朝大臣魏征，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滿。長安縣有一個名叫霍行斌的人，就上書唐太宗，列了幾十條罪狀，說魏征參與陰謀反叛朝廷的活動。
唐太宗深知魏征的為人，看了霍行斌上書的陳詞之後，非常重視，下令有關部門對上書中所列舉的罪狀進行核實。主管官員不敢怠慢，立即派專人前去核實。後來的結果表明，這些罪狀隻是空穴來風，毫無根據。這些奸佞之人，為了牟取私利，不惜冒極大的風險，不計後果地要置他人於死地。如果不是謹慎對待，實事求是，真會做出些禍國殃民的蠢事。唐太宗把霍行斌交付有關部門依法懲處，結果霍行斌被判處死刑。魏征十分感激唐太宗對他的信任，感動地說：“陛下不僅信任臣，還始終如一堅持依法辦事，真是賢明啊。”
貞觀九年（公元635年），鹽澤道行軍總管、岷州都督高甑生違背李靖的調度，觸犯軍法，貽誤軍期。唐太宗責成李靖查處這件事情，李靖秉公執法，查清了高甑生應負的責任，並上報朝廷。高甑生由此對李靖懷恨在心，誣告李靖陰謀造反。唐太宗即令有關部門認真查處。經過查證，純屬誣陷。這年8月，高甑生被判處死刑。唐太宗考慮到高甑生過去曾有功於朝廷，後來把他減刑發配到邊遠地方。
有人上書給太宗說：“高甑生過去是秦王府的功臣，請從寬處理他的罪過。”
唐太宗說：“高甑生違背李靖的調度，在接受調查期間，先是反對李靖堅持原則追查問題，繼而誣告李靖陰謀造反，實在是罪有應得。我並沒有忘記他過去在我府中立下的功勞，但是，我更沒有忘記治理國家必須遵守法製，法律麵前不能徇私情。救免犯法作亂的人就是傷害好人，過去文王對犯罪的人嚴懲不貸，諸葛亮治理蜀國十年不赦而蜀國大治，梁武帝每年大救幾次卻亡國亡身。高甑生這種情況要是可以寬免的話，就開了先例，今後還怎麼能嚴格施行法律呢？況且，自從太原起兵以來，為我朝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很多。如果高甑生獲得赦免，大家都照著這樣去做，人人違犯法律，人人都想著被救免，這樣一來，有功勞的人都要犯法，又怎麼能禁止得了呢。我不會忘記大家過去的功勞，但更不希望出現更多的高甑生，我決不救免他的原因就在此啊。”眾人看到唐太宗從大局出發，以國家利益為重，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李世民強調行政執法都應該公平，做到賞罰分明。尉遲敬德能征善戰，是李世民的手下幹將。貞觀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設宴款待大臣，當時，身為同州剌史的尉遲敬德也參加了宴會。
在宴席中，尉遲敬德看見有個功勞不如他大的人坐在他的上席，就罵道：“你等有什麼功勞，敢坐在我的上席？”任城王李道宗坐在敬德的後麵，急忙上前解勸。敬德竟勃然大怒，反而出手大打李道宗，李道宗的眼睛差點兒被他給打瞎了。
唐太宗很不高興地退出了宴席，把尉遲敬德叫過來，對他說：“我看見漢高祖誅殺功臣，心裏非常憎惡。我希望能和你們有難同當，有福共享，永保榮華富貴。但你雖然身居高位卻多次犯法、胡作非為，從你身上我才明白了韓信、彭越被漢高祖所殺，並不是漢高祖的過錯。國家綱紀，唯賞與罰。你應當自己注意點，不是應得的恩惠，就不要提出非分的要求，不然將來後悔莫及。”
尉遲敬德從此自我收斂，再不敢隨意妄為。由於他知道改過，唐太宗仍然給了他很高的榮譽。尉遲敬德死後，唐太宗下令將他厚葬，而且逢年過節唐太宗還要親自祭奠。
由於唐太宗在執法問題上以身作則，不徇私情，引導了全國上下依法辦事的好風氣。可以說，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唐太宗的“貞觀之治”時期，是“人治”色彩最淡、法治工作進行得最好的時期。這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