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真那麼做了，古代文明，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希臘神話，也許會超越其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具有普世性，中國傳統的《山海經》世界，或為其一部分。
但命運的蓋頭，要等時間來揭開。亞曆山大來早了，世界還沒有準備好，等到愷撒呼籲時，已是十二兩黃金買一鎊絲，這世界，已被絲綢誘惑得“天下熙熙”了。
對於絲，羅馬人猜想，某樹生白絨，用梳子一梳理，就變成絲。或曰小動物，比金龜子大兩倍，八隻腳，養五年，方能吐絲，將自己纏起來，用其殘骸可以抽絲。
這樣猜來，還不算太離譜，兩說相結合，桑和蠶，似乎都有了。本來，歐人之於東方，所求香料，更甚於絲綢。然，何不稱“香料之路”，而名“絲綢之路”？蓋以香料，雖為日用所需，但其為物，天然有餘而人文不足，文明尚欠火候，故難為當時代表。
而絲綢，作為物質文明的質料，它那麼柔軟，貼於人體似乎都會被體溫融化，又那麼透明，穿著它仿佛沒穿衣服，而是換了光昌流麗的皮膚，最宜於人體藝術。
如此人體藝術，引起哲人嫉妒：這些所謂的衣服，既不蔽體，也不遮羞，女人穿上它，便發誓自己並非赤身裸體，其實別人並不相信她的話。人們花費巨資，從不知名的國家進口絲綢，而損害了貿易，卻隻是為了讓我們的貴婦人在公共場合，能像在她們的房間一樣，裸體接待情人。
而湯因比的選擇，既非人體藝術，亦非所謂絲路；他緊盯著文明的去處，看不同的文明及其個體，在同一地區，在無政府狀態下，如何相互衝突，又怎樣和平共處。
就這樣，他發現了西域，唐朝時的西域，那是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的西域，是個人主義的個體帶著多樣化的文明從異地到這裏來趕集的西域。如果說，漢之西域，還是個神話與曆史交錯的世界，那麼唐朝時的西域，已成為藝術與信仰普世化的天下，貫穿了這兩個時期的，不僅有一根物質文明的紐帶——絲綢，還有一根精神文明的紐帶——個人主義。
西域屬於個體，國與國之間，有的是自由個體的飛地，而個體與個體，天然便趨於契約關係，就此而言，市場化是個體存在的最好方式。不信，請看本書作者，打起背包，獨行西域，居然安步當車。可他走著走著，就有人開車到他身邊，衝他喊：上車吧！他一上車，又對他說：15元。他眼沒眨，就“嗯”了一聲。就這樣，行了一程又一程，過了一地又一地。
看來，個體之間的契約關係和信用原則，是可以放之四海的，所以，我們說“搞好市場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本書的作者，在路上，就碰到了一位名叫買買提明的維吾爾族男子，兩人的關係，就是從市場化開始的。作者想搭車，向過往車輛招手，前麵那輛車開過去了，緊接著的後麵一輛在他跟前停下，向他報了一個價，他還沒應承，就讓他上車了。車上，那個名叫買買提明的司機告訴他，前麵那輛開過去的車也是他家的，他們在跑運輸呢。
兩人在市場經濟裏，可謂如魚得水，真是“帝力於我何有哉”！
想當年那西域，豈非正是如此？兩國之間，就不這麼簡單，國家利益比個人利益複雜，國家當然要講信用，但信用原則要服從主權原則，為了主權原則，可以兵不厭詐。
作者隨身帶著兩本書：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亞洲腹地旅行記》，兩書記載的，都是他們一個人的西域，作者追隨他們，亦走向一個人的西域。
唐僧西天取經，取回來的，本來是他一個人的《聖經》，後來，王朝參與了，就轉化為國家主義的《聖經》。還有那個瑞典人斯文赫定，他來亞洲腹地旅行，起初也是一個人的旅行，想通過旅行來驗證他那位德國老師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他用的方法，一是考古，尋找遺址遺跡，為此，他發現了樓蘭古城；二是繪製地圖，尤其是西藏地圖，完善了歐洲地理學的知識體係。他一個人的西域，使絲路成為了新的文藝複興運動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