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端州建造了一座寶光寺，明萬曆《肇慶府誌》記載：寶光寺位於“東廂臨江，宋康定間郡守包拯建”。清康熙《肇慶府誌》記載：“寶光寺在城東臨江，宋包拯建。後改天妃廟。明嘉靖四年知府曾直改濂溪書院，今廢。”後來的道光和宣統朝修編的《高要縣誌》都有類似的記載。從誌書的記載來看，包拯知端州時興建的寶光寺，遺址在如今的崇禧塔東堤圍上，即當時端州東郊的渡頭村附近，土名叫“飛鵝嘴”的地方。劉斯組《修厚載祠記》說：“茲祠之所由建也，舊塔下一小灘類鵝頸，號飛鵝嘴，下為白蓮塘。曆傳有鵝怪伏塘內，白日出，引頸攫穀食，溺人舟乘。西澇輒陷堤。”意思是說包拯在鵝怪經常出沒的地方修建寶光寺，是為了鎮妖降邪，防止洪澇災害，保護黎民百姓不受其害。這就和州署前包拯開挖的水井被端州人傳為“包公鎖妖井”一樣，是民間傳說。包拯剛正耿直，不信妖魔鬼怪之談，史籍誌書也沒有諸如此類的記錄。
寶光寺供奉的是玉皇大帝，不是個鎮妖降魔的神佛。方誌學家劉偉鏗在《包拯治端遺跡及其曆史意義》一文中分析得頗有道理：“宋朝的皇帝都稱自己是玉皇大帝派下凡間治理天下的，包公建寶光寺，意在鼓勵端州人要服從朝廷管治，維護社會穩定與國家的統一。”我是認同劉先生這一說法的，包拯有很濃厚的忠君思想，從青少年時起就立下了為皇帝、為朝廷“竭忠死義”的決心。這也是包拯一生都受到仁宗皇帝賞識信任的原因。在邊遠的嶺南端州貫徹自己的思想和主張，建造寶光寺不失為一個最為形象化的宣傳。然而，這種方法隻是一種對老百姓的普及性宣傳，要提高嶺南端州的文化素質，培養能夠報效朝廷、為民造福的實用人才，最好的方法就是興教辦學。為此，包拯在端州創辦了星岩書院。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宋初三朝尊黃老思想，提倡“清靜無為”、“循謹緘默”，實行無為而治，幾十年間，習成風氣。劉皇後操控大權時，先後任用王曾、王欽若、張知白、張士遜、呂夷簡等人為相，朝政率循舊章，依舊執行“守內虛外”的國策，至使官僚軍伍冗濫，辦事效率不高，作戰能力低弱。為解決“積貧積弱”，朝廷又不惜增加賦稅。百姓如牛負重，怨聲載道，造成士兵暴動，農民揭竿。加上西夏入侵，內外矛盾不斷加劇，正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強如一火”，社會危機日趨嚴重。此時，有識之士紛紛提出革新的倡議，以救國家於危亡。
仁宗親政之後，擢升範仲淹為參知政事，韓琦為樞密使，富弼為樞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執政；又以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同為諫官，期望能夠推行更張朝政的革新方略。南宋學者陳傅良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慶曆新政”革新浪潮的：“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範子（仲淹）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修）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敦頤）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眾多也。”改革者為挽救“積貧積弱”，“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都以重振儒學，挽救天下為己任，掀起一場儒學複興運動。
景祐二年（1035）九月，仁宗詔輔臣於天章閣應對，範仲淹與富弼聯名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又稱《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績決定升遷罷黜；二曰“抑僥幸”，限製官僚子弟依據恩蔭充官；三曰“精貢舉”，變更學校傳習之業及科舉取士之法，應“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四曰“擇長官”，重視對地方官吏的擇選，而使政令下達，杜絕擾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職田的收入；六曰“厚農桑”，主張重視農業生產，修複水利，以利財政收入；七曰“修武備”，建議招募強壯之丁，以充京畿衛士，令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既可省兵費，又益京師防衛；八曰“減徭役”，提出合並州縣，以利減輕戶少之州縣百姓的賦役負擔；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員恪守職責，嚴格執行宋帝及朝廷所頒大赦等恩惠，以取信於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訂立條法，一經頒行，各級官吏必須照章遵守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