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正是處於這樣一個儒學複興的大變革時期，在行孝十年之後“複仕”的。在範仲淹等改革者醞釀、推行“慶曆新政”的時候，包拯還是一個地方“芝麻官”，處於“江湖之遠”。從天長縣令升調端州知州之後，端州的地瘠民窮，更使他對國家的“積貧積弱”深有體會與感觸。他對新政、對革新是抱支持態度的，因為他清楚作為一個地方官，對朝廷、對百姓的責任。包拯既重視實踐，運用管治一州的權限，以為民辦實事來為朝廷分憂，為改革出力；他又是一個重視學問的人，十分注重人才培養。特別是來到嶺南端州後，他更深刻體會到人才的缺乏，將興文辦學作為為政的責任。複興儒學，創辦星岩書院，也就成為包拯在端州實施改革的一個重要措施，具體行動。
在教育方麵，嶺南比之中原地區、嶺北地區都要落後。唐初，文化典籍的講習，在中原、嶺北已經由私人普及到縣，而直到唐天寶十三年（754），朝廷才頒布詔令，嶺南五府實行科舉製度，敕各府民間“自身有詞藻可稱者……任命應諸邑鄉貢……有堪及第者，具奏聞”。到了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開建（今封開縣部分）才出了個“嶺南第一狀元”莫宣卿。“南方異地產奇才，突破天荒出蒿萊。”但是，文化發展是延續的，文脈切斷就會出現青黃不繼的斷層。北宋時期，嶺南也正是處於這樣一種狀況。特別是宋初，朝廷曾經一度不許州縣隨便興學，設立官學、書院還要經過朝廷的特許，這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嶺南教育的發展。
包拯在宋康定至慶曆年間（1040—
1042）創辦星岩書院。那時候，中原至嶺北，有著名的四大書院：江西廬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書院，因唐李渤隱居讀書，曾蓄養一頭白鹿而得名；湖南衡陽縣北石鼓山的石鼓書院，為景祐年間仁宗所賜名（《文獻通考·學校》列為“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之一，而《玉海》錄“宋朝四書院”有嵩陽而無石鼓）；河南登封縣太室山（嵩山東峰）的嵩山書院，早於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間始建，原為嵩陽寺，後於宋景祐二年（1035）仁宗更名為嵩陽書院；河南商丘縣城的應天府書院，因商丘舊名睢陽，亦稱“睢陽書院”。這些書院都選擇山林名勝之地作為院址，清靜幽雅，吸引了眾多著名學者前來講學。而嶺南，在包拯之前還沒有書院創立。
包拯在嶺南西江流域首創星岩書院，開了嶺南辦書院的先河。書院選址在州城北郊的寶月台，亦是當時端州最為秀麗、清靜、幽雅的地方。“寶月荷香”是名聞遐邇的“端州八景”之一。康熙《肇慶府誌》記載：“縣北百步為寶月台。平地突起，望之如台。宋守包拯建星岩書院其上，歲久圮廢。”清何元《竇觀察國華重修寶月台內包孝肅祠又新建五峰園敬紀》和《寶月台記》也有記述：“郡城北百餘步，陂塘數十頃，中起高邱丈餘，周環如台。宋州守包公建星岩書院其上，歲久幾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