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任端州知州時的端州州署，是一座具有嶺南特色的庭院式建築。除了處於正中位置的“衙門大堂”之外，周邊還有好幾個堂，作各種辦公用途以及公職人員住宿的地方，所以州署也建了休憩的庭院，院內還有軒、壘石作棋枰。這州署不知由哪一任知州所建，包拯來時已經有些年月了。有學者認為包拯知端州時將州署從東城往西遷，“設定了端州城區的中軸線，為後來興建宋城牆奠定了基礎”；“整個宋代城市的格局已由包拯確定了下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瀝湖，即現在星湖景區的山水布局，包拯時已規劃出雛型”。此說未見史籍誌書記載，依據不足。
據明萬曆《肇慶府誌》記載：“鑒止堂在府治西，舊名枕書堂。中和堂在府治東，舊名清心堂，又名靜治堂。以上俱宋守包拯建，改今名。舊誌拯所名堂尚有相魁、敬簡、雙瑞、節、秋霜、宅生，今俱為廨舍。”又載：“菊圃在府廳西，宋守包拯建。行十數武有軒，軒前壘土為山，砥石為棋枰，榜曰‘爛柯洞天’，今廢為廨舍。洗硯池，在府治西，北宋守包拯鑿。”清康熙《肇慶府誌》及乾隆《肇慶府誌》的記載大致相同。按誌書的記錄，凡包拯親手所修建的都說明是“宋守包拯建”，其餘建築是“拯所名堂”而已。這說明了包拯到端州後未建州署，隻在舊州署內增建了枕書堂和清心堂，在府廳西開了菊圃，在府治西北開鑿了洗硯池。“宅生”、“相魁”、“節”、“雙瑞”、“敬簡”、“秋霜”等都是包拯在增建兩個新堂之後重新命的堂名。數十步外的軒，砥石壘的棋枰，也都是原來就有，並非包拯所建。
包拯所擬的堂名，有的字比較生僻，有的字雖然常見，但常用意義又與建築物實體難以契合。肇慶學院陳大同教授在《包拯在端州營建的設施及其命名探索》一文中作了詳析。他認為，“宅生”即是寄托生命的意思，身為知州、知縣，是老百姓的生命寄托所在，萬萬不能疏忽懈怠。另有一說：“宅”亦可解為安定，則“宅生”最直接的解釋就是安定民生。“相魁”應是仰察鬥機（北鬥七星的第三星）的意思，也就是仰察皇上，恭候朝命，與包拯的忠君思想相合。“節”指旌節，藏立旌節並定時祭奠的州府樓堂稱為節堂；包拯來任時端州是軍州，知端州也就相當於節度使領刺史，應佩雙旌節。“雙瑞”是指鎮圭（禮器）、牙璋（兵符），意指負有征守、備凶荒、治軍隊的職責；與節堂所標示盡管相近，但仍然有別。節堂是從整體標示，雙瑞堂則從具體標示；兩堂並列齊舉，足見命意的嚴謹鄭重，表現出包拯對知州職責的凜遵銘刻。“敬簡”出自《詩經》“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以作州署的警示、策勵。“秋霜”表明州官必須氣度威嚴，才能對付奸狡邪惡。包拯所起的堂名表現了他忠於君皇、忠於社稷、惠澤民生、謹守職責、警省自律的追求，體現了為國為民的赤膽忠心。
在這新舊八堂之中，包拯去得最多的是增建的清心堂，無論是憤怒、高興、憂愁、煩悶，他都要到清心堂坐一坐，想一想，平複一下心緒。向來不善詩詞，少弄文墨的包拯，以清心堂為題材賦作了一首五言律詩。這是他唯一留存下來、被千年傳誦的詩作：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燕雀喜，草盡兔狐愁。往牒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對於包拯《書端州郡齋壁》，不少人寫過注釋，端州冼鐵生在《讀包拯〈書端州郡齋壁〉詩劄記》中說：包拯在落筆首聯就鞭策自己，“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明確提出一個做人和做官的準則——做人要直，做官要清。能夠做到這樣，就必須按孔子遺教，“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即“意誠而後正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所以他認為清心寡欲，乃正心修身根本。包拯的政治生涯，正是“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的具體寫照。
頷聯則直接提出做人和做官的具體要求：“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他認為要想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才，就要像茂盛佳木，頂天立地，不怕風吹雨打；要像千錘百煉的精良鋼鐵，堅強韌拔，百折不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