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克林頓聚焦非洲
當有人問比爾·克林頓離任後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時，他的回答是消除非洲國家的艾滋病，他曾對《芝加哥論壇報》的一名記者說：“因為這樣能使我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1
一直與克林頓一起工作的許多醫生都承認，克林頓在消除艾滋病的這場戰役中表現很好，但他們都認為他並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重要，並且絕對遜色於他的下屬愛拉·邁格辛納。理查德·費舍姆讚揚克林頓壓低藥品的價格，使那些需要的患者得到了藥物。“他與選定的藥品製造商達成的特殊協議已經對第一線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價格產生重大影響。”價格下降的幅度很明顯，從每個病人每年15000至20000美元下降到140美元左右。
費舍姆還說，克林頓總是過於相信藥品價格的降低歸功於他的克林頓基金會所做的談判，實際上，同樣甚至更多地歸功於全球基金強大的購買力，“因此，我們的錢和他的談判完成了這個三角關係”。費舍姆稱，全球基金和喬治·沃克·布什的總統救助艾滋病應急計劃，* “正在為非洲百分之八十艾滋病患者的治療鳴鑼開道。” 3
費舍姆補充道，盡管如此，克林頓的談判小組“依然是促成藥品價格下降的功臣，他們不僅和藥品生產商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談判，而且還密切關注成藥的重要成分，與藥品成分供應商進行艱苦卓絕的談判，從而使藥品價格降得更低，降得更快。如果沒有克林頓的談判，我不能肯定藥品價格是否會降這麼多，但我確信它不會降得這麼快。” 4
世界衛生組織的凱文·德考克認為克林頓所產生的影響“雖有實際作用，但影響力有限……他們表現不錯，很認真地來做，但我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影響不大，而是被人為放大了。” 5
一些身在非洲的醫生希望克林頓總統不要過度使用“我”一詞，他們從不懷疑他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是每當他似乎想披上超人的披風，想把自己看做是每次救援行動的大英雄時，他們就有點退縮了。6並且，這些醫生在對克林頓和他的基金會以及他的全球倡議（CGI）表示欽佩的同時，一致認為克林頓演講稿中的“我”一詞，應該改為“愛拉·邁格辛納”。
他們稱，坐在談判桌旁協商藥品價格的人並不是克林頓，而是默默無聞的實幹家愛拉·邁格辛納。桑迪·伯格認為邁格辛納是“克林頓兌現承諾的工具”。7 “他從沒有停止過工作，”梅蘭妮·維微爾說，“在幫助總統做這件事時，他一直一心一意。” 8伊麗莎白·格拉澤兒童艾滋病基金會的理查德·馬靈克把克林頓比做一個“動員者”，他去各個地方演講，“也為了支持他的妻子”。馬靈克非常讚賞邁格辛納和同在克林頓基金會工作的同事們，認為他們像“信徒”一樣默默地做著實事。9
然而刊登在2007年7月《名利場》雜誌中的一篇關於非洲問題自我吹捧的雜文中，克林頓並不曾提起邁格辛納。10對克林頓和邁格辛納都非常熟悉的艾倫·索羅門特稱，“邁格辛納總是幕後英雄”。他提到克林頓基金會的年度報告中，“全都是克林頓和納爾遜·曼德拉的照片，雖然邁格辛納總是和克林頓在一起……卻不常見到他的照片。” 11
有人說這就是邁格辛納的做事風格，他從不拍照，除非被推到攝像機前。但是他們也說，如果將來克林頓在非洲的工作拿到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應該是邁格辛納，而非克林頓。泛大陸全球艾滋病基金會的埃裏克·古斯比說，邁格辛納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影響”，“降低藥品價格是他們做的極具意義的事情，也正是由愛拉設想並努力實現的。”
古斯比說，“在藥物談判的前線，一直是邁格辛納在工作，是愛拉提出策略，並參與到與那些專利藥品公司和非專利藥品公司所有的談判中來，……他試圖利用市場的驅動力來促使藥物價格下降。邁格辛納很有頭腦，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要降低藥物價格就需要在每一個國家營造具有競爭力的市場，打入非專利藥品。他的策略在於不指定某一家非專利藥品公司生產，而是指定至少兩家，甚至四家公司來生產……這樣他們就能在價格上保持優勢，這些都是在克林頓基金會離開談判很久以後完成的。而它的意義在於，使那些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的國家的患者也能用到這些藥品。” 12
克林頓和邁格辛納的性格截然相反。2005年夏季，克裏斯·斯塔摩斯曾陪同前總統克林頓在非洲八國進行為期十天的考察。他這樣描繪克林頓：“極其優雅，非常親切。”斯塔摩斯還說邁格辛納從不花心思去考慮他是否親切，“他總是利用一切時間處理工作”。他還說如果有人問他最擔心誰的健康問題，那一定是邁格辛納，“他總是在飛機上，飛往各地去談判。” 13
一名熟悉邁格辛納的記者說，邁格辛納是少數能更正克林頓錯誤的人之一，並且他還被克林頓認為是唯一的“實幹家”。她這樣描述他：“他是一個真正有社會公德心的人，不過也有點古怪，脾氣不好，易發怒……他隻有被問到，才會講話。但是，一旦你和他交戰，你會發現他有著驚人的智慧。” 14
如果按艾滋病患者占人口的比例來劃分，萊索托則是世界上受艾滋病影響嚴重程度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國家，因為在這裏幾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萊索托波士頓健康聯盟的主任比爾·畢克奈爾每年有四五個月待在這裏。衛生部部長對比爾·畢克奈爾說，他聽說克林頓正在非洲開展工作，不知道能否在萊索托采取措施使艾滋病藥品價格下降。於是，畢克奈爾打電話給克林頓在紐約的辦公室，甚至試著打到阿肯色州的辦公室，都沒有回應。之後卻發現邁格辛納在馬薩諸塞州昆西一個低收入區的小公寓裏實施克林頓的艾滋病防禦計劃，而畢克奈爾每天都經過馬薩諸塞州卻從來沒有留意。三周後，衛生部長與克林頓基金會簽署了協議。15
然而，如果沒有了克林頓，邁格辛納又會怎麼樣呢？正因為有克林頓，邁格辛納才能從事衛生部門的工作。“克林頓在抗擊艾滋病工作中做了很大的貢獻，”埃裏克·古斯比說，“事實上，是很重要的貢獻。他與國家領導人相互交流，使之參與克林頓基金會的活動，並使艾滋病患者在一開始就受到關注和保護。” 16
在美國之外，克林頓的道義權威令人印象深刻。他無限的人格魅力就是一種驅動力，比如，他成功說服南非政府領導人相信艾滋病的病毒特性和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對艾滋病的效用，這可不是簡單的推銷。2006年8月，在多倫多舉行的國際艾滋病會議上，加拿大衛生部長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提出“常食甜菜根、檸檬、大蒜和非洲土豆這樣的食物是治療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17
克林頓前往會見了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古斯比說：“克林頓總統與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的會晤，增強了我們與南非衛生部合作的能力。” 姆貝基總統早在1994年到美國進行第一次國家訪問時，就曾給予克林頓“一定程度的信任”，克林頓特設國宴款待了他。“我們得到了總統的首肯。” 因此，埃裏克·古斯比及其隨同人員前往南非，耗時長達三個月，與南非衛生部聯合製定了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應用計劃。18
克林頓在非洲的影響力是無可否認的。當愛拉·邁格辛納走進一個房間，沒有人會在意，但當克林頓走進房間，則會引起每個人的關注。當克林頓在非洲時，克裏斯·斯塔摩斯曾聽過他發表的“十至十五次發言，每一次我都被感動得落淚，有時是熱淚盈眶，我覺得仿佛置身於浸信會一樣。”
斯塔摩斯回憶說，當他們來到一個國家，“街頭擠滿了蜂擁而至的人們，他們高聲呐喊：‘我們愛你，比爾·克林頓。’”斯塔摩斯說，這位前總統幾乎要讓特工人員發瘋，因為他會“讓車隊停下，自己下車走向人群，與他們握手，擁抱，合影，簽名，好像他要參加那個國家的總統競選一樣。”
斯塔摩斯比克林頓小幾十歲，他曾連續多晚陪同克林頓乘坐黎巴嫩副總理和企業家伊薩姆·法雷斯的波音727，密切觀察了克林頓的行為，斯塔摩斯對他的旺盛精力感到吃驚。“比方說，我們乘飛機從萊索托到南非，途中我們一直交談，著陸後，他可能會小憩五分鍾……他每晚隻睡三個小時，在餘下的時間裏，我們都在討論……下了飛機後，他走到麥克風前，便開始他驚人的演說。”斯塔摩斯說，他從不帶手稿，所有的演說都是即興式的，每次演說都與之前的不同。斯塔摩斯還回憶了他們共同呆在酒店的情形，“我們每到達一個國家，會見該國的總統、訪問幾家醫院、吃完飯回到酒店之後，克林頓都會邀請我們到他的房間。”他總將電視鎖定在有關高爾夫錦標賽的頻道，斯塔摩斯還記得曾在莫桑比克觀看泰格·伍茲比賽的情形。“在他開始深奧的話題如全球健康或任職總統期間的趣聞軼事之前，都會談到高爾夫球。”斯塔摩斯說，那次行程結束後，他用了“足足一個月的時間”來調整和恢複自己的狀態。19
比爾·克林頓與納爾遜·曼德拉的交情很深，2005年曼德拉的兒子死於艾滋病，盡管這不能看做是克林頓在非洲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關鍵因素，卻是我們理解他在南非工作的核心內涵。20
每年7月在曼德拉的生日來臨之際，克林頓都會前去拜訪。由於克裏斯·斯塔摩斯是此次非洲之行的亮點，一天下午應曼德拉私下之邀，到其在約翰內斯堡的住宅進行私人訪問。斯塔摩斯坐在曼德拉的起居室，看著這兩位前總統，心中充滿了敬畏，“他們感情甚深……相互擁抱。我敢說曼德拉很喜歡克林頓。”
斯塔摩斯是這樣描述曼德拉的：“雖然疲倦但仍然精神矍鑠。他一踏進屋子，就像走來一個長頸鹿一樣……並不是因為他的個子高，而是因為他優雅的風度，有點超凡脫俗。你能感覺到他那種高貴氣質……他的道德威望猶在，絲毫不曾動搖……但是，他變老了。” 21
這兩位前總統都在為他們在任職時沒能做的更多表示遺憾。理查德·費舍姆稱曼德拉喊出了“或許是全球HIV/AIDS的鬥爭中最值得尊敬、最真誠的聲音……而當克林頓和曼德拉聯合之後……所產生的號召力更是不可抵擋。” 22
斯塔摩斯聽到了克林頓和納爾遜·曼德拉的談話，談話內容主要圍繞著“非洲真正需要的是成功”這樣的主題。斯塔摩斯離開時認為，不久之後盧旺達的艾滋病防治會取得成功。“這就是我為什麼有興趣投資盧旺達的原因。”他希望能同在此已有投資的蘇格蘭慈善家湯姆·亨特進行合作。23
克林頓對其他國家領導人也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比如愛爾蘭總理曾令其政府為萊索托出資1300萬美元。24在印度的一家兒童醫院，克林頓宣布他已經製定了一份3500萬美元的協議。該協議由法國牽頭，包括巴西、英國、挪威、智利等多國集團共同簽訂，這將使兒科抗逆轉錄病毒藥物價格減半——降至每個兒童每年60美元。25
尤其在過去的幾年中，克林頓在這方麵頗有建樹。2006年，在一些非洲國家，在所有接受治療的兒童中獲得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僅占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26凱文·德考克說，克林頓涉入這個“缺口”，“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的作用……他們試圖尋找縫隙市場並且找到了……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是一個可見且值得關注的領域，它並不龐大，但是卻是一個能讓我們聲張權力做出貢獻的領域。” 27
理查德·馬靈克對克林頓將重心轉移至關注小兒艾滋病表示讚賞，他也表示很樂意同克林頓的同僚一起工作。然而，馬靈克說他們隻是“處理事情的皮毛”。 他對此表示失望，並想告訴克林頓總統那些他還不曾說過的話：“我們需要更多的機構、護士和藥劑師。”馬靈克還說，克林頓基金會尚沒有籌足資金來完成上述目標——但克林頓全球倡議（CGI）總能使他離實現目標更接近。28
克林頓會堅持消除艾滋病的工作嗎？一些在非洲工作的醫生擔心他會對此失去興趣，找一些更為煽情，更容易解決的問題來激發他的想象力——成為頭條新聞。
理查德·馬靈克早期說過，克林頓堅持他的諾言，不分散精力於“許多不同的國家”。但是馬靈克覺察到了他一絲的懈怠並對此表示擔心。“近來，我認為他們回來後，似乎總是在他們認為可以公布於眾之時才對外宣布。”馬靈克說艾滋病防治進行中的國家有坦桑尼亞、莫桑比克、南非和盧旺達。“有了這四個國家，我們說，‘就夠了’……我們是這裏的誌願者，為了誌願的實現，我們需要做出承諾，我們需要將精力長期集中於少數幾個地方，這樣我們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並非是我們訪問的每一個國家，我們也不做無法兌現的承諾，這不是未來幾年我們能夠解決的，或許我們有生之年都未必……他讚同，愛拉讚同，每個人都讚同。” 29
但是克林頓卻無法自持，他的基金會現在已經在25個國家建立，因此，凱文·德考克擔心過多基金會的建立會使之捉襟見肘。30除了非洲，克林頓已將範圍擴大至中國、印度和柬埔寨。一次偶然的機會讓克裏斯·斯塔摩斯和他的家人成了克林頓基金會在柬埔寨的捐贈人。愛拉·邁格辛納來到斯塔摩斯辦公室將此想法告訴了斯塔摩斯，引起了他的興趣，由於正在展開的普及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工作還很不足……因而，為期三年，每年50萬美元的資助，使我們能夠成為在柬埔寨的捐贈人，讓這裏的孩子和成人盡快得到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斯塔摩斯對這項結果很滿意“我在柬埔寨有一所醫院……已救治了70000名孩童，花費了80萬美元培訓出1000名醫生和護士。我想，以這個價錢在紐約的醫院可能連兩個星期都支撐不了。” 31
克林頓訪華時，公開擁抱了一位帶有艾滋病毒陽性抗體患者後，著實激勵了中國人民。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盡管中國對感染者的數目回避不談，毫無疑問，這個數字會很大，預計有65萬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近百分之八十的帶有艾滋病毒陽性抗體患者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感染。32
比爾·畢克奈爾並不讚同克林頓重新將重點放在中國和印度，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是相對強勁的經濟實體。“是的，他們出現了問題，但是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完全能依靠自己解決很多問題。” 畢克奈爾希望克林頓協助斯威士蘭、萊索托和讚比亞這些“經濟薄弱的國家……這種道義上的資金援助不考慮一個國家的收入和經濟實力，因此，像萊索托……這樣的國家不應受到歧視。” 33理查德·馬靈克表示讚同並希望克林頓繼續關注非洲。“把精力集中於那些有艾滋病問題的未來經濟強國不太公正合理” 34
埃裏克·古斯比、凱文·德考克和理查德·費舍姆都說過，關注中國、印度和俄羅斯的艾滋病患者也至關重要。德考克說：“雖然印度和中國的感染率不高，但是不高的感染率在人口如此龐大的國家中可能達到更多的數量。” 35費舍姆稱僅僅抓著非洲不放是“錯誤的”，“HIV/AIDS不是一個非洲問題，而是一個全球問題。如今，世界上艾滋病患者（絕對數字）最多、且迅速增長的國家是印度，而不是非洲。他稱印度、中國和俄羅斯是“三顆定時炸彈，如果我們在這些地方的戰役中打了敗仗，我們將失去整個世界。” 36
理查德·馬靈克解釋說，他不同於那些敬畏比爾·克林頓的人。“我並不想待在他的身邊，雖然他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不必傾心於他。”
在克林頓在哈萊姆為誌願者舉辦的答謝會上，馬靈克將克林頓引薦給了他的妻子，她曾在1992年邀請比爾·克林頓參加“阿森尼奧·霍爾訪談”。克林頓那時是一名總統候選人，他戴著太陽鏡，用薩克斯管演奏了一段名為《心碎旅館》的音樂。馬靈克說：“克林頓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克林頓並未忽視這位丈夫。“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他指出了馬靈克都為哪些國家工作，然後說：“對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接著，他將注意力轉向了這位妻子並開始回憶：“他們談的很開心”，非常的開心，以至於“我讓他移步離她遠一些時，他還在大笑。” 37
埃裏克·古斯比說“我希望克林頓能夠專注於此，關注他的基金會，並且支持它……我是一名醫生，我的職責就是為病人解除病痛，因此，當我看他將注意力轉向另一項活動時，我感到很氣憤，克林頓全球倡議（CGI）在不斷地籌款……數十億美元用於開展各式各樣的活動。” 38
凱文·德考克擔心克林頓可能並沒有全身心投入到此項工作中，他那不安分的大腦又在搜尋著其他目標。他列舉的證據是克林頓“涉足太多的事情。我認為原因之一是他沒有得到號召力……他沒有得到他所期望的號召力。” 39
人人都說，能夠讓克林頓全身心投入的國家是盧旺達。因為克林頓曾表示，在他任職期間最大的遺憾就是對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不作為”。40
克林頓第三次來訪盧旺達時，克裏斯·斯塔摩斯陪同克林頓參觀了盧旺達基加利種族大屠殺紀念館。“我知道我在流淚……總統肯定是被他眼前之所見觸動，離開那裏之後，我們去了醫院。”在醫院，當地的記者問道：“我們都知道你正致力於消除世界各地的艾滋病，但是您是否會對發生在您任職期間的盧旺達事件給予特別的償還呢？”
克林頓回答說：“盧旺達事件不但是發生在我的任職期，而且是因我發生的，由我造成的……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多。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
克林頓和他的隨從人員隨後去訪問了盧旺達總統保羅·卡加梅，並向他致以歉意。
斯塔摩斯是盧旺達總統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說:“卡加梅熱愛克林頓總統，他多麼希望曆史能重寫……聯合國和法國常常指責卡加梅總統的想法……他經常說……他喜歡克林頓，他認為……克林頓善於傾聽盧旺達民聲，不像一些非政府組織，來到這裏隻告訴人們要做什麼，或者是說‘這就是我們將盡力為你們的國家去做的。’克林頓是德高望重的。”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