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黃蜀芹說她擔心自己不能形象地將他的完美小說變成電視劇時，錢鍾書笑著鼓勵道："你是導演，導演是新作者，莎士比亞的戲可以改成京劇，所以，Auteurism可以信賴，我可以沾光。我是不會有什麼意見的。"聽著鍾書親切幽默的話語，他們隻覺信心倍增。兩天後，他們再次登門，聆聽二人對劇本的意見。老兩口已將劇本通透地讀過了，楊絳更是寫了幾十條修改意見，她說："現在的劇本比我們想象的要好，我對劇本最大的意見是開頭。小說是文字寫的，輕描淡寫地記載了幾樁事，不是給人很深的印象。現在變成形象，這個印象就深了，好像方鴻漸是個騙子……"
他們的意見，黃蜀芹一一記下。有了老兩口的大力支持，《圍城》的拍攝提上了日程。一九九〇年，籌備了這麼多年的《圍城》終於在中央電視台播出，錢鍾書的這部傾世巨作就這樣呈現在千家萬戶麵前。
楊絳笑談："鍾書的小說改為電視劇，他一下子變成了名人。許多人慕名從遠地來，要求一睹錢鍾書的風采。他不願做動物園裏的稀奇怪獸，我隻好守住門為他擋客。"
他本就炙手可熱，如今更是勢不可當。他每日都收到許多慕名者的信箋，而他每封必看，每封必回，還美其名曰"還債"。隻是雖然回信不過是些禮貌性的答謝，但來信實在是太多，這"債"總是還不清。
這年初冬，因氣候驟寒，他的哮喘犯了，好在送醫及時，他委頓數月便恢複了正常。歲月靜好，現世安穩，老兩口相伴相隨，每日依舊相對讀書，默契十足。
隻是滾滾紅塵，沒有單純的快樂，也沒有童話故事那般的幸福永遠。楊絳如是說："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一九九四年夏，錢鍾書再次入院，楊絳每日衣不解帶侍奉床前。一九九五年冬，錢瑗因肺癌住進西山腳下的醫院，擔憂不已的楊絳隻得每晚通電話，偶爾相見時，也隻匆匆一瞥。
一九九七年早春，錢瑗因病去世，享年六十歲。一九九八年年末，錢鍾書也去世了，享年八十八歲。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雖然早知他們時日無多，但當世上兩個最親的愛人相繼離世，她依舊感到猝不及防的傷痛。她說："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現在，隻剩下了我一人。"
說好永遠的，不知怎麼就散了，那個叫作張愛玲的女子如是寫道，人生有時候，總是很諷刺，一轉身可能就是一世。
一別，竟是永生。
從此，世上再無錢鍾書，斯人已遠，唯有文字芬芳依舊，唯有愛情永世不朽，問這世間，誰能與你堪比？
時光深處等你
他走了，留她世間一人。時光錯落，喚不回昔日憐愛的對望；歲月悠然，觸不到曾經最愛的容顏。在《我們仨》的開頭，她的語言依舊樸實平淡，卻也分明透露著恓惶難過的情緒：
有一晚，我做了一個夢。我和鍾書一同散步，說說笑笑，走到了不知什麼地方。太陽已經下山，黃昏薄幕，蒼蒼茫茫中，忽然鍾書不見了。我四顧尋找，不見他的影蹤。我喊他，沒人應。
隻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裏，鍾書不知到哪裏去了。我大聲呼喊，連名帶姓地喊。喊聲落在曠野裏，好像給吞吃了似的，沒留下一點依稀仿佛的音響。徹底的寂靜，給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淒。
他們仨就這樣失散了。她說："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作"我們家"的寓所，隻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裏，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不知是誰說過，家是一個人點亮燈在等你。伊人已逝，再沒有人為她點燃溫暖的火焰，但愛長久，在那盛滿回憶的錦瑟時光裏，她依舊可以就著這麼多年的點滴溫情取暖。
她寫了《我們仨》，用一個妻子、母親的親情流露，記錄一家人純美的生活軌跡。她認真為丈夫整理著那幾麻袋的讀書筆記，她知道這是鍾書一輩子的學問寶庫，自當竭盡全力，用自己軟弱的肩，守護他最後的史詩。
日子是忙碌的，她枕著回憶而眠。有時，她會覺得，鍾書從未走遠，或許一直都在，他在看著她微笑，伴她譜寫無與倫比的風華。所以，她並不覺孤單，孤單是一群人的狂歡。
一九九九年年末，她完成了自己的新譯作──《斐多》。這是柏拉圖對話集中的一篇，是充滿睿智的西方哲學名篇。她如是說："我是按照自己翻譯的慣例，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而力求通達流暢。蘇格拉底和朋友們的談論，該是隨常的談話而不是哲學論文或者哲學座談會上的講稿，所以我盡量避免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有戲劇性的對話譯成如實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