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別，竟是永生
歲月無情催人老。人生如夢，幻質匪堅，原來年華走得如此之快，不知不覺間，他們已到了眼花耳聾、鶴發雞皮的年紀。
一九八三年，錢鍾書七十三歲。他向喬木辭職說："屍位素餐，於心不安。"喬木聽後哈哈大笑，說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隻是辭職之事，他並沒有批準。
那就罷了，反正他隻是掛個空名而已，沒有必要太較真兒。已是古稀之年，他已將一切看淡，人活一輩子，沒有必要與自己過不去。
他們把家搬到了三裏河沙溝的"知高樓"。那裏優雅別致，住著也寬適舒心。更重要的是，這裏離阿圓的學校近，離女婿的單位也近，來往頗為方便。楊絳說："自從遷居三裏河寓所，我們好像跋涉長途之後，終於有了一個家，我們可以安頓下來了。"
楊絳說："我們就像老紅木家具，搬一搬就散架了。"這一年，她推辭不過，去西班牙和英國出訪一遭，回來後便打定主意哪也不去了。錢鍾書和楊絳如陶淵明那般，"門雖設而長關"，隻在家裏看書寫字，愜意過日子。
隻是總有些記者、編輯、崇拜者蜂擁而至，他們大多禮貌地拒絕，甚至誠懇地奉勸不要再研究《圍城》和所謂的"錢學"。隻是有時，我們可愛的錢鍾書也會"淘氣"一下，對一個想要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
隻是還是會有突如其來的"闖入者"，打亂他們如水般安寧的生活。一九八五年，一個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的記者來了北京，采訪了不少文壇名人，卻單單缺了錢鍾書。於是，她便通過《文藝報》編輯部的吳泰昌與他聯係。
電話這端的錢鍾書聽罷，立刻警覺起來："這不是引蛇出洞嗎！謝謝她的好意，這次免了。"但這個記者小姐也是個倔強之人，電話相約不成，便直接拉著吳泰昌登門來訪。
他們站在錢鍾書夫婦門前，按響了門鈴。門應聲而開，正是錢鍾書本人，他看清來人，不禁哈哈大笑著說："泰昌，你沒有能引蛇出洞，卻又來甕中捉鱉了……"
他看了看一旁含笑的記者小姐，便客客氣氣地請他們進來。或許是為了不虛此行，這位記者小姐一點也不含糊，單刀直入地開始了提問，他本想打打太極糊弄過去便萬事大吉，誰知這位小姐很是伶牙俐齒，他隻能緘默不言，實在避不開時，才一一回答了提問。
他雖然整日閉門自守，卻並不乖僻，遇到喜歡的年輕人，依舊會"蓬門今始為君開"。一次，香港的書評專欄作家黃俊東也登門拜訪，想要見見自己崇拜已久的學者先生。隻是這個本就不善言辭的小夥子，見了錢鍾書後，更是緊張得木訥寡言。錢鍾書看他這樣，很是親切地同他攀談，還特別答應與他合影留念。
隻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如他這般幸運。有位在世界上很是出名的美籍華人記者，被他無情地拒之門外，而萬裏迢迢前來拜訪的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馬悅然，得到的也不過是幾句冷嘲熱諷："你跑到這兒來神氣什麼？你不就仗著我們中國混你這碗飯嗎？在瑞典，你是中國文學專家，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作為漢學家，你在外麵都做了些什麼工作？巴金的書譯成那樣，欺負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種爛譯本誰會給獎？中國作品就非得譯成英文才能參加評獎，別的國家都可以用原文參加評獎，有這道理嗎？"
他便是這樣的人，敢愛敢恨，敢說敢做。當遇到真誠的人，他便是和藹可親的長者，而遇到滿臉傲色的勢力之人，也會毫不留情地讓他吃閉門羹。
《圍城》自重印以來，一直是風靡全國的熱門話題，於是很多人便動了改編成電視劇的念頭，著名導演黃蜀芹便是其中之一。對此，錢鍾書曾不止一次地謝絕說："拙作上熒屏不相宜。"但奈何改編的念頭太過熾烈，他阻止不了，隻得由著去了，既不讚成，也不反對。他如是說："看來劇作家要編戲，正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也是沒有法兒阻止的。中央電視台有一位同誌曾寫信要求改編《圍城》，我不支持，但不阻攔。我很慚愧，也很榮幸。"
一九八九年，黃蜀芹他們經過三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了電視文學劇本的改編，開始籌劃拍攝事宜。為了使作品更好地呈現原貌，他們拜訪了錢鍾書的好友柯靈。柯靈對他們說："我勸你們最好找楊絳。"
他們與錢氏夫婦並不相熟，也知道二人不喜外人來訪，便請柯靈幫忙寫了介紹信，內心忐忑地殺去錢氏住宅。他們戰戰兢兢地敲了門，當那個鶴發的老太太微笑著請他們進去時，他們才算鬆了一口氣。
他們相談甚歡，從《圍城》的創作一直聊到改編經過。接著，黃蜀芹談到了籌拍過程中的困難："書中趣味橫生幽默絕倫的比喻，要轉化成為影視形象非常困難，既要保持小說的原貌，又不得違反電視特點，很難辦，因此就采取通過延伸人物對話把這些比喻用進去，其他用不進去的就采取旁白的方式把這些精彩的文字讀出來。"
錢鍾書聽後，笑著說："媒介物就是內容，媒介物肯定作品。用電視、戲劇來廣播，它的媒介物跟意義就不同了。就不能把原來的內容都肯定，詩情要變成畫意，非把詩改掉不可；好比畫要寫成詩，一定要把畫改變，這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改變是藝術的一條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