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他們的漫漫回家路，何時是歸期？
一九七一年早春，幹校搬遷到信陽明港。在那裏，他們住帶玻璃窗的洋灰地大瓦房，寬敞明亮，生活條件好了許多。更重要的是，他們夫妻二人的宿舍隻隔著一排房子，來往不過五六分鍾。
這時，"文革"已不是狂刮的暴風，他們可以公開閱讀些筆記和工具書。而遠在北京的阿圓，除了源源不斷地給他們郵寄食物外，也會寄來外文報刊，老兩口偷偷看著，興趣不減當年。
忙裏偷閑時，他們也會相約去野外走走。這裏景色清幽，有不少可以流連的地方。每日黃昏，他們漫無目的地走在荒野間，看夕陽晚景，看雲卷雲舒，好像重溫了年輕時在牛津"探險"的美妙。
楊絳如是說："我們倆每天黃昏一同散步，更勝於菜園相會。我們既不勞體力，也不動腦筋，深慚無功食祿；看著大批有為的青年成天隻是開會發言，心裏也暗暗著急。"
在這裏，他們不能離開，卻又實在不幹什麼，從大自然這裏索取些安慰也是好的。有一次，鍾書牙疼，而楊絳也患了眼疾，兩人便約了日子，一同請假去信陽看病。
那時，信陽醫院新發明了一種"按摩拔牙"──按一下，拔一牙。鍾書不敢嚐試，兩人便逃出去玩了。一時興起，他們溜到一個景點勝地，卻奈何勝地無勝景，隻看到土墩"山"，半幹的水塘"湖"，一座破敗的長橋，及山坳裏的幾畦藥草……
雖然沒邂逅美景，也沒與好玩的東西狹路相逢，但他們依然快活，如逃課的孩童那般新奇。
楊絳的眼疾沒有好，她又去了一趟信陽，醫生說淚道楦裂了。眼睛是心靈的窗口，自然馬虎不得，她決定回北京醫治，但軍宣隊並不答應，最後她隻得去學部領了證明，才算請了假回京。
楊絳回了北京，隻留錢鍾書一人在幹校。雖然她也擔心鍾書的"癡氣"，但想著時間不長，便硬著心腸回了。豈料她剛走不久，鍾書便生了一場大病。
他犯了氣喘，還高燒四十度，當時他們幹校的醫務員還是個小姑娘，連赤腳醫生都算不上，哪見過這麼大的陣仗！她緊張得渾身冒汗，大著膽子幫他紮了靜脈針，這是她平生第一次，紮完針後，連那結紮用的橡皮帶都忘了解開。
這個醫務員小姑娘，大著膽子幫他紮的兩針，竟然真的奏效了。他的高燒逐漸退了，當楊絳看完眼睛，同女兒阿圓一起返回幹校時，他的病已經基本好轉。不知該說小姑娘天賦好，還是鍾書運氣好，隻是這個小姑娘很是可愛，常常指著自己的鼻子，晃著腦袋，對鍾書說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看著鍾書這般大病初愈的模樣，楊絳很是心疼，並且暗暗決定再不放他一人。她很是感激地說："真是難為她。假如她不敢或不肯打那兩針，送往遠地就醫隻怕更糟呢。"
一九七二年三月，第二批"大赦之人"送回北京，這一次，他們夫妻二人皆在名單之上。天無絕人之路，他們終於熬過了這段難挨的歲月。楊絳如是寫道："希望的事，遲早會實現，但實現的希望，總是變了味的。"
所謂的變了味，不是她不再想回去，而是希望幹校所有的同伴都能回去。但她也知道，既然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也不會太遠。所以她私心竊喜著，為能早些回家去。
這次依舊不能回北京的同伴們，為他們舉行歡送宴，鍾書和楊絳吃了好幾頓湯圓，還吃到了難得的薺菜肉餛飩。看著這一張張真心替他們高興的笑臉，楊絳不禁感到些許汗顏："人家也是客中，比我一年前送人回京的心情慷慨多了。而看到不在這次名單上的老弱病殘，又使我愧汗。但不論多麼愧汗感激，都不能壓減私心的忻喜。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幹校兩年，且別說人人企求的進步我沒有取得，就連自己這份私心，也沒有減少些。我還是依然故我。"
或許，這就是幹校歲月的意義所在吧。八年後，楊絳想起這段往事，依舊曆曆在目，清晰如昨日。於是，她做了一篇散文《幹校六記》以表紀念。她說，這一段生活是難得的經驗。
有人說，憤怒出詩人。在這場洶湧澎湃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批的知識分子，如鍾書、楊絳這般受盡屈辱和折磨。隨著革命偃旗息鼓，走入尾聲，他們的痛苦和憤怒全麵爆發，開創了新時期新的主流──"傷痕文學"。
那段日子，楊絳也寫了不少"文革"記事，如《控訴大會》、《打一次下鄉》、《丙午丁未記事──烏雲與金邊》等，但她的文章，沒有聲嘶力竭的呐喊，也沒有劍拔弩張的憤怒，她隻是用自己質樸的語調，平淡地敘述自己這幾年的生活經曆，有笑聲，也夾雜了淚痕。